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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关于我

出生在辽宁锦州义县的一个小山村,高中毕业后在农村劳动两年。1974年来到北京航空学院上学,毕业后留校,1979年来到国家某部,一直工作到退休。1998年开始接触网络,目的就是广交朋友,也确实体会到了友情和快乐。我对博客和网络的理解是:沟通、交流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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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九大定律  

2017-03-22 17:06:39|  分类: 奇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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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发展,如同陀螺的运动,不停地旋转,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在这种周期性的运动中,有某种恒定的东西,始终保持不变。杜牧说,“秦人不暇 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后人复哀后人”,不正好反映了中国历史在变中保持不变的特点吗?这是一种规律,有人称之为历史定律。
       近来可以看到,不同的学者,针对不同的历史事实,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不同的“历史定律”。这其中有黄炎培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定律;柏杨写的“瓶颈定律”;秦晖写的“黄宗羲定律”;吴思写的“血酬定律”;杨光写的“传统权力合法性定律”以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定律;“得道多 助,失道寡助”定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定律;“兔死狗烹”定律;“成王败寇”定律;“家族盛衰循环定律”等等。
       各种各样的说法,是否都能称之为“定律”,也有疑问。但它们确实是在不断地被重复,呈现出某种规律性。学者们何以对历史定律产生兴趣?我以为他们的用心,是要打破我们历史上那些千古不变的东西。“后人复哀后人”,这样的重复,给我们太多的痛苦。 从各种各样的说法中选出九条,姑且称之为“定律”,也谈一点看法。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冯梦龙) 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为什么事态会如萁子所言,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普希金的伟大,因为我们都很喜欢他的那个《渔夫与金鱼的故事》。那个丑陋的老太婆,最初只不过想要一个新木盆。第一个愿望被满足之后,第二个愿望接踵而来。一个接一个,胃口越来越大。
       最后的结果,仍旧只有一只旧木盆。世人的贪欲,不都是这样?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没有止境的。君王的贪欲,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这里所说的商鉴,究竟要我们鉴什么? 其一,一定不能有“第一次”。第一次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一双筷子或一只木盆。只是大坝一旦决了口,洪水便会一泻而下。看一看那些贪官,只要收了第一笔贿金,以后的事便不由他了。只是,人的意志力是多么薄弱。一旦坐上权力的交椅,有几个人能拒绝这第一次? 其二,整个过程是“进行性”的。“进行性”一词是我从医学书中借用来的。像癌症,就是进行性的。不断地发展,不会中止,也不会逆转,一直进行下去。殷纣王身边,虽有比干和萁子这样的贤臣,却无法劝阻他。依靠臣下的劝阻来制约至高的皇权,其有效性显然不足。所以,事态的发展有其必然性。其三,“其亡也忽焉”。 《左传,荘公十一年》:“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里的“忽”字,意为迅速,突然。洪水溃堤,转瞬之间,一泻千里。 李自成打进北京,一生事业达到巅峰。由巅峰而至于落荒而走,大起大落,也在转瞬之间。
       殷纣王之后,两千多年,有周幽王、秦二世、陈胜、王莽、陈后主、隋炀帝、黄巢、朱温、李煜、李自成、洪秀全、蒋介石等,“其亡也忽焉”,何其多。殷纣王,这个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昏君、暴君、亡国之君,他给后人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两个字,“殷鉴”。无法节制的权力无限膨胀的贪欲=殷鉴不远。黄炎培先生曾在延安的窑洞中向毛主席提起“其亡也忽焉”这样的历史规律,因此,有人将这个定律称为“黄炎培窑洞定律”。
       第二定律 ——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他的个人品质却非常糟糕。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杀文种的时候,勾践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它带到先王那里去吧。”有七种方法灭吴,应当很有智慧, 却遭了勾践的毒手。 此前,范蠡曾规劝文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范蠡之智,显然高过文种,终能免于一死。兔死狗烹这样的事,历史上不断地重演。
       能够吟诵《大风歌》的汉高祖,也是小鸡肚肠。依赖韩信的军事天才,夺得天下。原说是与韩信“共天下”的,后来非但不“共”,还要了韩信的命。倒是张良聪明绝顶,托言辟谷,躲到深山里去。刘邦一死,张良的辟谷秀也就谢了幕,照旧吃饭。说到杀功臣,狠毒莫过于朱元璋。当年帮他打天下,战将如林。后来朱棣南下,朝廷居然派不出得力将领去带兵。幸好不是北边的蒙古人打过来,否则朱姓的江山,传到第二代也就败了。赵匡胤说,“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得了天 下,却又睡不着觉,夜夜失眠,竟为何事?天下汹汹,想要南面为王的野心家何其多。就是咱自家,当年“黄袍加身,”不也是个野心家?如此说来,野心家就睡在我们的身边。
     老是疑神疑鬼,睡不好觉,搞得神经衰弱,以为真是狼来了,于是起了杀心。这是一种思维定势,世人无论是谁,只要坐 (抢)到这个位置上,总会不由自已这样去想。原本抢来的东西,难保不被别个抢去。所以,历史上兔死狗烹之事不断重演,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人为什么会是这样,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现在这些做生意的人,若是几个人合伙共同创业。开始的时候,兢兢业业,在艰苦环境中,共同拚搏,尚能齐心协力。一旦家大业大,有了丰厚的利润,就会生出异心。彼此猜忌、龃龉,终至于分道扬镳。难道人的天性就是这样?后人把范蠡的这个定律表述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自古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第三定律——包围定律     诸葛亮说亲贤臣,远小人,但小人却更善于“包围”。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论及天下兴亡之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臣和小人,虽为人所不齿,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皇朝的灭亡,国家的劫难,往往与他们有关。《史记》中有《佞辛传》,《汉书》中有《佞传》, 《新唐书》及其以后的《宋史》、《元史》《辽史》、《明史》等正史中都有《臣传》。臣在历史中的地位,史家不敢忽略。“指鹿为马”的赵高,“口蜜腹剑”的 李林甫,祸国“六贼”童贯、高俅、蔡京等,陷害忠良的秦桧,两面三刀的严嵩,无法一一列举。若能把他们聚集拢来,可以排列成大军,浩浩荡荡。只不过,这只 大军不能用来上阵杀敌,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包围”。
       鲁迅先生说,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结果,“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这就是包围定律。包围者不仅有臣小人,还有女人,像妲己、褒姒、以及白骨精。虽说“女色亡国”论是不对的,但坏女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却不容忽视。将一块磁铁投入沙堆中,磁铁表面便会粘上些许铁屑,磁铁吸引铁屑,是因为存在磁场。围绕着权力,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权 “场”。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力中心作定向移动。
       于是就有了“包围”。包围是客观存在的,在我们中国,有权力就一定有包围。 权力越大,包围就越厚。一个皇帝周围,有三宫六院,无数的宫女(唐朝后宫宫女最多时可达数万人),无数的太监,无数的虎贲勇士,还有皇亲国戚,文臣武将。 千军万马,铜墙铁壁,把一个“寡人”包围在当中。寡人心里高兴,就要走出去巡视。但即便他真的走到了田间地头,也得不到真实。因为“下面”的人熟谙蒙骗之 术。一切场景都是事先精心安排好的,滴水不漏,皆大欢喜。
       鲁迅先生认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先生因此想作一篇《包围新论》,讲述“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  鲁迅也如范蠡一样,是中国最聪明的人,居然想不出好方法。后来听说瑞典首相出门不带警卫,上班乘公交车。心想,答案就在这里了,包围是可以打破的呀。
       第四定律——敌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其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是一篇奇文,转录如下: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 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 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 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无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独柳公认为,有敌人是好事。毛丨泽东对这篇短文推崇备至。 毛主席一生,空前绝后,以他的眼光,审视历史,何以对这篇短文情有独钟? 古人治国,由大乱到大治。毛主席治国则反其道而行之。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毛主席的斗争哲学是否与《敌戒》启示的哲理有某种契合? 千年大树,其里皆空。我们这个大国,历经几千年,早已完全腐朽了。 比较中国的历史与西方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欧洲大陆,自罗马帝国以后,列国争雄,就像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总有打不完的战争。
一个国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必须励精图治。所以,西方文化中的主旋律是竞争。西方的政治、哲学,市场经济,都强调竞争。在他们的电影、游戏中,充斥着激烈的争斗场面。我国的历史与欧洲完全不同,自秦统一以后的两千年,几乎一直是一国独大的局面,周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与经济实力可以与这个中央大国“度长絜大,比权量力”。没有强大的敌人,失去了外部的压力,内部自然就腐化。未闻边塞号角,但见歌舞升平。
       自秦以后,皇朝的历史,一代不如一代,整个社会的精神处于退化之中。 正是这种历史环境长期地作用,使中国人鸩於安乐,不思进取,怯懦畏葸,麻木不仁。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把他造成鞭炮,用于喜庆娱乐之中。西方人却把他造成 武器,使人类的战争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没有了竞争的压力,也就失去了不断创新进步的动力。 当今世界,美国人横行天下。是三次大战(两次热战一次冷战)造就了美国人之“横”。
       中国人讲究“中庸”,讲究“和为贵”,这是我们的哲学,我们的传统。热爱和平是一件好事,但前提条件是不会有别个打进来,亡了国。我们不是法西斯式的好战分子,对于阶级斗争那一套更是深恶痛绝。但我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们中华民族要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定要克服我 们千年之惰性,振奋民族精神,从容面对当今世界的挑战和竞争。梁启超鼓吹《少年中国说》,“潜龙腾渊,鳞爪**;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霹雳之声,撼人心魄。
       第五定律——朋党定律    唐穆宗时期,以李德裕为首的士族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以李宗闵、牛僧孺为首的科举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两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倾轧达四十年,史称牛李“朋党之争”。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党(派)争”持续不断。 西汉有外戚、宦官作祟,东汉有清议党锢,魏晋南北朝有士族门阀,唐有刘李党争,宋有“元佑党人碑”,明有东林党、宣党、昆党,清有帝党、后 党,国民党内有黄埔系、cc系、政学系等。
       各朝各代,都有朋党、帮派,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朋党现象,有其社会根源。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他是一个宗法社会。 一部《红楼梦》,其隐含的意义,不是什么反封建。《红楼梦》用一个凄绝动人的爱情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古代宗法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运行特点。荣宁二府,是一 个大的(宗族)家族。像一棵大树,有主干和旁枝。“亲不间疏,后不僭先。”有规有矩。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互相倚持,结为势力。更有皇亲国戚,达官贵人, 彼此回护。构成一个复杂的体系,盘根错节。只有明晰了其中的脉络,才算真正读懂了《红楼梦》。 中国宗法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盘根错节。 一个人立于社会,并非是孤立的。
       在他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亲戚关系、乡党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徒)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帮会关系、同志(道)关系等 等。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人的社会资源。聪明的人,运作得好,前途无量。无论处庙堂之高,江湖之远,都能见到中国人在忙着拉帮结派。像一个个勤奋的蜘蛛,编 织着属于自己的网络。网络越大、越结实,捕获就越多。现在说打贪官,须先搞清楚,贪官后面的保护伞有多大,前后左右铁杆关系有多硬。否则贪官打不到,反倒 捅了个马蜂窝。对于中国的朋党丨现象,自古以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观点,褒贬不一。
       持否定观点的人认为,“结党营私”。宋朝欧阳修却认为,“小人无朋(党),惟君子则有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中国人常常结为宗派,十分自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许多人对此十分忌讳,刻意回避,讳莫如深。其 实大可不必。像毛主席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公开承认,“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倒是日本人比我们痛快,他们的政党内部就分为不同的派别,公开活动,堂而皇之。这是日本国内政治的一大特点。
       第六定律——黄宗羲定律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内容是关于“帝国千年以来”通过“并税式改革”解决“农民负担问题”。
       历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过“并税”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愈益加重。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 依常理来看,是有些奇怪。像王安石这样的改革家,诗文写得极好,富有智慧,怎么也会犯一些不断被重复的简单的错误?中国的农民对此有们自己的解释。在农村普遍流传着一种说法,“上面的经是真经,都是下面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经念歪?考其原因有二。一是和尚水平太差,不会念经;二是和尚故意要把经念歪。后一种情形居多。吴思先生在其《血酬定律》一书中提到明朝官员的薪俸太低,其各项必要的支出加在一起高过俸禄的收入。吴先生认为,与其他各个朝代相比,明朝官员的俸禄是最低的。
       明朝官员俸禄虽低,尚有俸可领,而在王莽时期,官员们从朝廷中领不到钱,俸禄为零。 读史读到这里,觉得十分有趣。不给官员发薪,难道让他们去喝西北风?自古有喝西北风的老百姓,未见有喝西北风的官员。结果是王莽时期的官员却因零俸禄政策
而大发其财。既然朝廷不给发薪,他们只好自行解决,正好有了借口,可以理直气壮,大肆搜刮。在我们推行各项改革措施时,经常碰到的一种情形是,“两头热, 中间凉。”中间热不起来,自有其道理。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动物,每个人都努力要保持自己的生命。
       这 “自我保存”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基本动力。为甚麽和尚要把经念歪?为甚麽中间热不起来?皆因为中间的官员们认为改革不利于他们的。要官员去为供养他们的农民减轻负担,这是一个典型的逻辑悖论。在这个悖论中,最关键的是农民和官员之间的供养关系,假如 去掉这种关系,悖论就不能成立。或者,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由中央财政给官员们以补偿,两方都不吃亏,“中间”也就没有道理再凉下去。
       王安石的变法,十分缜密,像“青苗法”之类,仔细阅读其内容,确实为农民考虑得十分周全。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样的殚精竭虑,最后却惹得民怨沸腾。是各级官员和胥吏在其中做了手脚,捣了鬼,把一件好事搅成一塌糊涂。吴思先生所说的“潜规则”,正是官员胥吏们的捣鬼之术。官员们捣鬼有术,他们不仅 有“潜规则”,有时更是肆无忌惮,毫无规则,随心所欲。如老百姓所说,“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这里说的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和尚要吃饭,一个 是和尚会打伞,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和尚要吃饭是正常的,也是正当的,不给他们吃饭,或吃不到好饭,他们就会去“打伞”。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变法, 成功的不多。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执行难”。好的法律,好的政策,到了中下层官员手里,常常会走了样。批评者常常把矛头指向中下层官员。虽然是中间环节 出了问题,根源却在上面。表面上是一个“执行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设计问题。设计一个好的政策(比如说“青苗法”),同时也应配备一个好的“路线图”。 在这个“路线图”中,必须把“和尚要吃饭问题”与“和尚会打伞问题”列入日程。不考虑并重视“和尚”问题,好的政策就只是空中楼阁。或者我们说,一个好的 设计师,要想把他设计的好政策付诸实施,顺利推行,必须首先把“和尚”安顿好,否则,“黄宗羲定律”就会不断重演。
       第七定律 ——五世而斩定律    1856—1860年,太平军两次打破围困天京的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取得大捷。有人说,虽然打了胜仗,但客观上却帮了清廷的忙。何以这样说?驻守江南、 江北大营的是清廷“精锐”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绿营兵“射箭,箭虚发;
;驰马,人堕地。”八旗兵则更为腐败无能。两营溃败,湘军成为清廷主力,形势急转直下。
       当年八旗兵入关,真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只凶猛的老虎后来为什么会变成如此熊样?富贵人家,总是难以持久,是中国历史的规律。孟子 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有本事的君子,得了个好位子,挣了一大份家业,想把他千秋万代的传下去。但“五世而斩”,君子的梦想终会被残酷的现实所 击碎。老百姓的说法,更加令人扫兴。他们说,“富不过三代”。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贫与富,是在不断地转换。也许这是一种自然的调节,自然的公正。为什么 富者不能恒富?
       富贵人家之所以会出败家子,我以为原因有四: 一曰“骄”。八旗兵入关,满人成为统治阶级,拥有特权。八旗子弟一不务农,二不做工,对汉丨人有强烈的优越感。由“骄”而“横”,一些贵胄子弟仗恃父兄的 特权,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男霸女。红楼梦中的薛蟠,打死人命,抢了丫头,扬长而去。古代法律,不仅“刑不上大夫”,亦且“刑不上大夫之子”。 二曰“奢”。八旗兵入关,大肆掳掠。许多人在战争中聚敛了大量的财富。西方人拥有了财富,会把他变为资本,不断增值。我们中国的富人比较缺少这种进取心, 尤其是一些新贵,有一种暴发户心态,喜欢彼此攀比,讲排场,一掷千金。
       像“石崇与王恺争豪”这样的事,是一种流行病,一直流行到今天。生于锦绣丛中的富家子弟,耳濡目染,他们的攀比和挥霍,更是青出于蓝。惟其如此,才有了五陵少年和八旗子弟。 三曰“淫”。古人告诫我们,“富贵不能淫。”此处“淫”字之义,乃是迷惑与放纵。之所以有这样的告诫,是因为富贵能迷惑人,使人放纵。通常我们说,饱暖思 淫欲。或者像现在人们所说的,男人有钱就学坏。有钱会使人们产生更多的欲望。外部世界又充满了各种诱惑。内部的欲望碰到外部的诱惑,两者一拍就合。已经成 熟的男人尚且无法抵御社会上的各种诱惑,小孩子的自丨制力如何比得上男人?四曰“逸”。“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句话流传很广。好爸爸是很有用的,他可以帮我们进入好大学,帮我们安排好工作,帮我们步入上流 社会,过安逸生活。但好爸爸也有副作用,他使我们失去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一旦失去了好爸爸,美丽的象牙塔便会轰然倒地。中国经济快 速发展,有了更多的富人,富人子弟如何承继父业,已成为一个问题。解决富家子弟问题,我们的学者开出药方来是四个字,“加强教育”。像美国人,注重培养孩 子的自立能力和自尊精神。
       据说他们那边百万富翁的孩子也会利用假期去打工挣钱。一些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不是什麽教育问题,他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正是那样的社 会,那样的传统,生出那样的孽障。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是一个社会问题。有晋人撰文说,某晋商家业兴盛达两百年,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定律。家业延 续两百年,确实了不起。但两百年后又如何?“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第八定律——权大欺主定律     一本题为《蒋党》的书中说,清末权臣袁世凯,为大清帝国送了终,人称“权大欺主”。蒋介石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其“御下之 术”是,暗中支持和挑唆各个派别和山头(黄埔系、 cc系、政学系)相争,各派彼此争斗、钳制,需从蒋那里寻求支持,于是蒋超越各派之上成为无法撼动的最高领袖。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一个难解的结始终困扰着历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权大欺主”。历史上“权大欺主”的事屡见不鲜。楚成王儿子商臣,逼迫成王自杀
;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王僚;西汉末有王莽篡汉;晋有“八王之乱”;三国时期有曹操、司马昭擅权;隋有杨广弑父杀兄;唐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宋有赵 匡胤“黄袍加身”;明有朱棣“靖难”之变等等。 在封建皇朝,存在着两种大搏弈。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皇储(太子)之间,另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权臣之间。
       皇帝和皇储,亲生骨肉,也会为了权力生死相搏。虎毒尚且不食子,帝王家庭内,却会上演父(母)杀子,子弑父,或兄弟相残的惨剧。皇帝和权臣间更有说不尽的恩怨。“君臣一日百战”,君权和相权较力,外戚或宦官擅权,朝堂和皇宫从来都是权术和阴谋的演练场。皇储和权臣是中国历史上最危险的人物。说他们危险是因为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对君王权力的威胁,他们自身也因此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危险状况有时会演变成危机,甚至发生大的动乱。如何防止“权大欺 主”是中国古代政治学最大的课题之一。
       有一个名词叫顶端优势。当一棵大树中心干上的分枝高过中心干时,其生长势会强於中心干,最终取而代之。取而代之,是 因为“生长势”的对比发生了变化,终于成为“强枝弱干”。在帝国的朝堂上,当帝王与臣下“权势”的对比发生变化时,也会有“取而代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一样,对优势地位的竞争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项羽见到秦始皇出游的仪仗时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则说,“大丈夫当如此也。人们常说,“打江山,坐江 山。”何谓“坐”?“坐”就是享用。把一个大饼送给一个饥肠辘辘的穷汉,穷汉会“享用”赐给他的美食。
       一个皇帝,他所“享用”的并非一个大饼,皇帝打下了“江山”,他“享用”整个国家。无数美女,多少美丽与温柔,还有各种奇珍异宝,山珍海味。这样的“享用”,怎不令世人羡慕?现时的人把权力叫做“公共权力”,认为“主丨权在民”,古代人的观念则完全不同,他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芸芸众 生只不过是一群驯顺的绵羊,皇帝和官吏执长鞭鞭笞天下,他们是牧羊人。一切权力归于统治者,是统治者的私有物。正是这种权力私有的特性,导致了无休止的争 夺。象是一个金苹果,被众人抢来抢去。“高才捷足”者从血泊中抢到它,然后“坐天下”,享用整个国家。
       西方资本主义也有争夺,他们争夺的是金钱,物欲横流,我们称之为“拜金主义”。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更看重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称为“拜权主义”。 人们常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也。人之欲望,难道仅仅只有食欲和性欲?那样的饥渴,那样的迫不及待,那样的不顾一切,那样的不知羞耻,那样的不择手段,那样的心毒手狠,心心所念,只是为了权力,这就是“权欲”。
       人世间居然会有这种东西,如此强烈,令人
惊奇,古代权力私有的特性,更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拜权主义”,两者叠加,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 幕又一幕血腥的连续剧。还有一种原因导致“权大欺主”,有人将其称为“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左传》云“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 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这句话,清晰地勾勒出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其主要特征是“一级压一级”,形成一种压力—稳定结构。整个系统的稳定,取决于压力的梯度,越往上去,压 力越大,权越重。根据韩非子的学说,处于这种压力结构最上端的君王,必须具有一种强大的“势”(以势压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势”,整个压力系统就会崩 溃。
       一般开国的君王,熟谙权术,具有铁腕,拥有某种强“势”,下面的人摄于其“势”而不敢有非分之想。这种铁腕和强“势”,在其后人那里却难以为 继,甚至出现像晋惠王这样昏聩的白痴,或像溥仪这样幼年登基的小皇帝,强“势”荡然无存,于是出现“强枝弱干”,“权大欺主”,“取而代之”。 “权大欺主”是封建社会始终没有解开的一道难题。
       第九定律——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 “毛”是个什么东西,有一股腥膻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么会是“毛”?秦之前,文人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他们负笈而行,周游列国,天马行空,十分浪漫。那时的人,他们“笈”中装着的那份精彩只属于他们自己,独一无二。他们背负着它,走遍世界。他们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说服全世界。他们的思想像凌空而过 的天马,高远而神奇。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喷涌而出。
清泉汇集之处,是大海,激荡澎湃。秦以后的文人,他们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经书和教义,他们整日诵咏的是别人思想的片断。文人们没有了思想,失 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干涸了。天马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于皮上的随风抖动的“毛”。 秦始皇时代,确实有过一些活的不耐烦的文人,他们执着于“自成一家”,不肯统一,后来都被秦始皇送到“坑”里去了。自那以后,文人们都学了乖,知道“坑” 的厉害,自觉地维护“统一”,不再闹独立性了。
       没有这一锤定音,千面锣只会敲出杂沓之音。 我以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他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统一了中国人的思想。不过,这件事的难度相当大。要把这些十分固执的文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难奏其效。但秦始皇的做法过于血腥,后人诟病甚多,称其为“霸道”。到隋唐时代,使用的方法就先进得多, 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说秦始皇采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后则更多采用“胡萝卜”政策。应用科举的方式,使那些出身于豪门或是寒门的士子 们都有了进身之阶。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甚於焚书。”说的就是这种“胡萝卜”政策的有效性和先进性。
       无论“大棒”还是“胡萝卜”,都只是外因。使知识分子变为“毛”的还有其内因。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我以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至少在我们中国不可以这样说。如果要用社会的良心去定义知识分子,中国文人的大多数都会被排除在外。许多人不喜欢“文人”这个词,甚至以为他是一个贬义词。把“文 人”的“文”去掉,他和普通的人就没有甚麽大区别。一样的有七情六欲,一样的要食人间烟火。治国者为他摆下了盛宴,有“颜如玉”、“黄金屋”、“千盅粟”,他们怎可拒绝?自然就会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忠心。这是顺理成章的。当然,文人与普通人还是有一点区别,他们的功利心比普通人更为强烈。 这些都是文人变“毛”的内因。
       在“内因”与“外因”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这种变化缘於一种不可抗的力,所以成为一种规律。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 命,千年不改,万人一律,没有哪个可以逃脱。举国一致,只有一个思想,欧洲人没有做到,我们中国人做到了,这是很值得骄傲的。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两面 性,有利必有弊,对于我们的成绩也须一分为二。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依附於“皮”之上,当然很好。只是要从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产生出像洛克、卢梭 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决无可能。晚清以后的落后与挨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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