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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辽宁锦州义县的一个小山村,高中毕业后在农村劳动两年。1974年来到北京航空学院上学,毕业后留校,1979年来到国家某部,一直工作到退休。1998年开始接触网络,目的就是广交朋友,也确实体会到了友情和快乐。我对博客和网络的理解是:沟通、交流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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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为何讨厌浙江人?  

2017-03-24 20:34:26|  分类: 奇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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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口说史】(财新文化专栏作家 张程)雍正皇帝曾扬言:“朕补授官员,但观其言语明白,人才去得,即加擢用。”实际上,雍正皇帝用人有明显的偏向,并非“言语明白”的人就能得到重用的。其中,雍正讨厌浙江籍官员最为明显。
  浙江德清县人许镇拟任江西南昌府知府,由吏部引见雍正皇帝。雍正皇帝在他的履历片*上批注:“人苍,着实明白,只恐有浙江风习。”显然,这里的“浙江风习”是与“明白”相反的一个词。雍正皇帝是讨厌“浙江风习”的。同样的意思,雍正用的更多的是“浙江风气”,甚至贬低浙江为“下江”,贬斥“下江风气”。
  浙江会稽县人,山东粮道鲁日华有幸受到雍正的夸奖:“好的,一点无浙江风气。”浙江会稽县人,广州府同知马世枢“人甚老成明白,显露毫无浙江风气……着实去得,将来可成器”;浙江海盐县人,广西柳州府知府钱元昌“人甚老成明白,将来可道员,不似浙江人,好相貌,须参白”;浙江人,镇江府知府毛德琦“人去得,卓用的,人老成,不似浙江人风气”。这些浙江籍官员得到雍正肯定和夸奖的原因,恰恰是“不似浙江人”。
  当然了,即便是雍正判断一些浙江籍官员不错,但也担心是伪装表演的结果。这在浙江山阴县人,江苏丹阳县知县吴栋的履历片上最突出。雍正写道,吴栋“老成明白,不似浙江人、只恐桩(装)作,若不,好州县”。同县人,户部江南司主事朱叔权在引见时,给雍正的印象也不错。但雍正在心底对朱叔权还是不信任:“(朱叔权)着实明白,有良心,总不似浙江人,请训旨时口口称奴才主子,将来若走正路,乃大器也。”在雍正看来,浙江人都是没有“良心”的,大多不走“正路”,所以成不了大器。
  那么,雍正为什么对浙江人抱有这么大的偏见呢?
  首先,浙江人身上有雍正厌恶的“科场习气”。科场习气在雍正看来是拉帮结派、迂腐保守、务虚不务实等等劣习。科举取士产生的师生、同门、同学等关系,的确让科场出身的官员划分为不同的群体,甚至党同伐异;而四书五经也读得很多书生因循守旧、迂腐笨拙,缺乏实际操作能力。但是,雍正认为科场习气就是彻底的贬义,则以偏概全。科甲出身的人,也有许多刚正耿直、学以致用、政绩卓著的好官。不幸的是,浙江人才荟萃、文教昌盛,是科场大省。金榜上,浙江书生往往名列前茅。这无形之中却犯了雍正的一大忌讳。
  第二,浙江省不幸又是“文字狱”的重灾区。吕留良、钱名世、查嗣庭、汪景祺等浙籍文人,引发了多场“文字狱”,让雍正“印象深刻”。清朝建立后,江浙一带的读书人多少残存晚明知识分子的独立和反抗精神。民间流传着一些针砭时弊,显露不平之辞的作品。这在雍正皇帝看来就是“不忠”,需要残酷打击。比如,查嗣庭引见时,雍正对他没有好感,说他“兼有狼顾之相,料其心术必不端正”。狼顾,是古代相术中典型的不忠之相。
  浙江多发文字狱,既有文化昌盛和帝王多疑的原因,也表明浙江读书人在高度专制体制下还保留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可是,在雍正(也包括所有的皇帝)看来,书生也好,官员也好,首要的品质是效忠帝王,无条件地忠诚于皇帝。只有首先是奴才,才能成为人才,进而得到高官厚禄。不原意当奴才的浙江书生,自然不讨皇帝的喜欢了。
  第三,雍正认为浙江民风刁顽,“浙江绅士刁悍浇漓,以强凌弱相习成风”。传统王朝追求的是安定和谐,希望臣民都在王朝体制下规规矩矩生活,不要多事,不要怀疑。而浙江省偏偏民风“刁钻”,每年上报朝廷的诉讼案件很多。雍正自然认为这个地区人心不古,“兴讼”“喜讼”。为此,雍正还暂停了浙江乡试三年,特派“观风整俗使”这么一位钦差,常驻浙江治理民风人心。尤其是杭嘉湖平原,被雍正认定人心坏透,是整治的重点。
  绍兴人鲁迅说:“绍兴非藏污纳垢之地,乃卧薪尝胆之乡。”这句话用在浙江全省也有效。浙江人骨头硬,敢于维护自身权益,不惧斗争,善于斗争。这在专制帝王看来就是不安分、不老实。但是,一个连自身权益都不敢相争的人,怎么指望他去为国斗争呢?可是,在雍正(也包括所有皇帝)看来,天下官民只需要服从与忍耐,至高无上的皇权自然会为人人安排好秩序、稳定和生活。
  第四,浙江省社会发达,流动性强。大批浙江商人、书生到全国各地讨生活。这又是和雍正皇帝“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田园牧歌式的理想社会相违背的。雍正说绍兴“生事不法之徒皆出在外”,指的绍兴师爷遍布全国官衙的现象,几乎有“无绍不成衙”的趋势。这些人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替雇主解决钱粮、刑名事务,甚至处理政务。其中有不肖之徒,贪赃舞弊,欺压良善。但是,多数绍兴师爷是靠本事吃饭的“职业经理人”,受到各级雇主认可——不然也此现象也不会持续几百年。遗憾的是,雍正设想的治下,是没有职业经理人的地位的。他希望人人安于皇帝指定的角色和位置,消灭到处乱跑、自己控制不了商贾、师爷等活跃分子。
  更让雍正气愤甚至害怕的是,浙江商人和绍兴师爷到处闯荡后,视野开阔了,底子硬气了,独立性越来越强。比如,绍兴师爷非常有骨气,坚持与雇主是雇佣关系,而不是上下级或者主仆关系。雇主有怠慢或者侮辱,绍兴师爷就拂袖而去。鲁迅先生曾说,绍兴师爷的箱子里总放着回家的盘缠,合则留,不合则去。这种气节和独立精神,严重刺激了崇尚强权稳定、提倡忠顺服从的雍正皇帝。
  如果某个省份有上述“恶习”中的一两条,可能还不至于让雍正皇帝产生严重反感。不幸的是,浙江省沾了所有讨雍正厌的恶习。他认定浙江的人心民风与王朝体制格格不入,需要重点整治。
  雍正皇帝的这种厌恶,还遗传给了儿子乾隆。乾隆皇帝对浙江人的印象也不好:“朕闻浙江政治废弛,风气浇漓。官吏则上下相蒙,民情则狡诈百出。”在官员履历片上,乾隆继续用“浙江风气”来表达贬义。
  乾隆四年,浙江人陆纶拟任湖南永州知府,乾隆引见时批注:“老实人,颇无浙江风气,但非大器也。”可见,浙江人在乾隆眼中也是成不了大器的。同年,江苏武进县人庄柱拟任浙江温州府知府,引见后乾隆写道:“人不浮而晓事,江南中好些的,将来藩臬都可试用。似结实,直爽人,而呐于言,不似下江碟碟利口之流。”可见,乾隆认为“下江”人伶牙俐齿、狡诈奸猾。庄柱幸亏不多话,是皇帝喜欢的老实人,所以被乾隆内定为省部级官员(藩臬)的后备人才。
  其实,“浙江风气”普遍不受清朝皇帝的喜欢。各个皇帝都不喜欢有浙江风气的官员。但是在公开场合,没有一个皇帝承认这种用人偏向(履历片是保密的,皇帝可见,当事人不可见)。顺治皇帝处分了许多江浙官员,却特别强调“朝廷立贤无方”:“南人中有贤有不肖,北人中亦有贤有不肖。朕近日处分各官虽多南人,皆以事情论,非以地方论。”乾隆时,御史杭世骏反映了国家用人重满洲轻江浙,遭到革职处分。
  专制帝王讨厌浙江人,恰恰是浙江人的光荣。这说明,在专制独裁时代,浙江人还保有难得的人性光辉。
    * 履历片是引见程序中,吏部呈递给皇帝的受引见官员的简介和履历。皇帝在上面批注,作为官员任命和日后进退的重要依据。引见结束,履历片由军机处(或宫廷)保存。■
    作者为图书编辑、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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