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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辽宁锦州义县的一个小山村,高中毕业后在农村劳动两年。1974年来到北京航空学院上学,毕业后留校,1979年来到国家某部,一直工作到退休。1998年开始接触网络,目的就是广交朋友,也确实体会到了友情和快乐。我对博客和网络的理解是:沟通、交流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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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为何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太监帝国  

2017-03-30 21:00:18|  分类: 奇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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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官问题,历来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政权的毒瘤。各朝各代,将这个问题处理得好的并不多见。柏杨说中国经历了三次最黑暗的宦官时代:第一次是在东汉后期的二世纪;第二次是在唐朝后期的九世纪;第三次从公元1435年王振当权一直到明王朝覆灭为止。
       明代的宦官虽然没有东汉之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的气焰凶,势力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力拔头筹。自永乐朝起,宦官逐渐得势,从此一直到明思宗缢死煤山。
       二百多年间,宦官们熙熙攘攘,你去我来,活跃在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诞剧,甚至出现“九千九百岁”的魏忠贤这样颇为奇特的历史现象。奸佞之生不偶然,半由人事半由天。让我们从魏忠贤的前辈们谈起。
  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的份儿外,没有更多的权力可言。草根出身的朱元璋,雄才大略,戎马一生,为朱家子孙们争来的天下,染着斑斑血迹。卧榻旁岂容他人酣睡,显然不仅是一个赵匡胤的隐忧,作为开国皇帝,朱元璋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功臣、大将们兔死狗烹,权力禁脔,又岂容宦官染指?他亲眼目睹过元末宦官的危害,下决心从根本上铲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性。
  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有一名老太监,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指出公文中有明显的错讹。朱元璋明知太监说得对,仍然立刻下旨将这名太监逐出皇宫,遣送回原籍,原因是这名太监“干政”了。
  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朱元璋特意铸了一块铁牌,悬挂在宫门上。铁牌上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这时候,宦官的权力跌入了历史的低谷,不仅不允许干预朝政,更不能与官吏串通一气,甚至连给自己置产业的权力也没有。
  到了明成祖朱棣手中,这一道铁的纪律起了一个微妙的变化,不但不再警惕宦官,而且开始把宦官视为心腹,当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被悄悄地改为不得擅自作主。
  朱棣之所以任用宦官,委以大权,是因为在夺取皇位的“靖难之役”中,尚为燕王的朱棣靠勾结受建文帝压迫的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此后又在围攻南京时,与宫内的宦官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宝座。因此,朱棣上台后,害怕会有失意的宦官像出卖建文帝一样出卖自己,所以不惜背叛祖训,拉拢宦官。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儿”等,在“靖难之役”中表现得非常勇猛,率军与南兵对冲,为朱棣在战场上立了功。
  于是,明代的宦官悄悄地走上了问鼎权力巅峰的第一步。朱棣先后派李兴使暹罗(今泰国),郑和下西洋,侯显使西域,王安等督军营,马靖巡视甘肃。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又增设东厂,委任宦官主持,专门侦察刺探臣子民众情形。这样,宦官可以出使、专征、监军、分镇以及刺探臣民隐情,大权在握,为后来的宦官专权提供了条件。
  朱棣儿子宣宗朱瞻基采取了一项措施,在宫中设立“内书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宦官学校。宦官学校收取了十岁以下的学生两三百人,由司礼监秉笔任校长,学长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请翰林院的学士来教导学生。学生所研读的课本是《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及《四书》、《千家诗》、《神童诗》之类,评定成绩的标准是背诵能力和字体的工整度。成绩特别低劣和犯规者,由老师登记在成绩表上交给秉笔。从设立内书院始,宦官读书成为定制。这些太监们时间充裕又无青春期烦扰,明古今、通文墨,如虎添翼,更能在关键时刻运用筹算智诈,欺君作奸。
  至英宗朱祁镇时代,宦官权力进一步扩张,开始握有典兵之权。朱祁镇即位时年方九岁,还是一个只知道玩乐的顽童,由太监王振带着他游玩。他对这个鬼点子层出不穷的大玩伴十分敬佩,尊称为“王先生”。王振利用朱祁镇的信任假传圣旨,总揽朝政,没有人能控制他,不但成为太上宰相,而且成为太上皇帝。朱祁镇成年后,皇家教师刘球上奏章劝朱祁镇亲政,王振认为是讥讽自己,把刘球逮入锦衣卫诏狱,乱刀砍死,尸体肢解,抛掷荒郊。
  有一天,王振前往国子监视察,祭酒李时勉对他没有表示特别的恭敬,王振就指控李时勉盗用国家树木,让他在国子监门前戴枷示众三天。数千学生哭号奔走,都不能解救,最后辗转求到朱祁镇的母亲何太后那里。当何太后询问朱祁镇时,他惊愕地说,“一定是王振干的事”,并下令释放。
  朱祁镇即位的第十五年,蒙古瓦剌部落向东推进,对中国北部边疆发动攻击,沿边城堡相继陷落。朱祁镇召集大臣商量对策,王振力排众议,极力主张皇帝亲征。他把战争看成儿戏,认为有权就有战斗力。诏书颁下后的第二天,朱祁镇即行出发,因仓促间没有准备,半途上已有军士饿死,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大军到了大同后,王振还要北进,可是派出去的几个兵团先后溃败,军心大乱。镇守大同的宦官也提出警告,不但不可北进,连大同都危在旦夕。王振不得已,下令回京。走到距居庸关三十公里的土木堡时,瓦剌追兵已至。兵部尚书邝野请求英宗急速入关,但运送王振所搜刮的金银财宝的车队还没有赶到,他坚持等候。邝野再三坚持迅速撤退,王振骂道:“军国大事,你懂什么?”把邝野逐出营帐。很快,瓦剌骑兵合围,大呼:“投降免死!”王振这才发现权力也有不管用的时候。禁卫军官樊忠,悲愤交加,用铁锤把王振击杀。明军全军覆没,樊忠战死,朱祁镇成了阶下囚。这就是惊天动地的“土木堡之变”,为大明王朝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点。
  明代宦官权力全面扩张,是在宪宗朱见深统治时期,他赋予亲信宦官汪直以军政大权。一些外廷官员想得到升迁的机会,往往走汪直的路子。只要汪直肯在孝宗面前美言,则此人官运立刻亨通。由此一来,那些想走终南捷径的人,莫不以结识汪直为荣,这样一来就抬高了汪直的身价,也给汪直的弄权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有一次,汪直受皇上派遣,到北方巡边。那时,中国的主要军事力量,主要集中在蓟辽、大同、榆林等处,素称北方九边。担任巡边的人,都深受皇帝信任。巡边大臣在皇上面前的一句话,可以决定边镇命官的生死升谪。因此,被巡之地的官员从来不敢马虎。这次汪直巡边,鉴于他已经是皇上的宠宦,官员们更是唯唯诺诺尽显小人相。那些督抚、总兵以及所在地的抚台、按台等各种官员,都出境二三百里地迎接。官员晋见他,都行跪礼。公堂之外,官员们纷纷私下向汪直行贿,以博欢心。这些丧失人格的做法果然奏效,汪直回京之后,所有对他阿谀奉承的人全部升官。反之,那些不肯依附汪直的人,都被免官或遭贬谪。
  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曾经发生了一起假汪直案。崇王府仆人杨福,因相貌酷似汪直,便假称汪直。从芜湖、常州、苏州,到杭州、绍兴、宁波,所到之处,各地官员争相奉承,甚至有人找上门托他打官司。当他南下到福州时,被福建镇守太监识破,杨福被斩杀,轰动一时。此案虽然颇令汪直难堪,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汪直的权倾一时。
  武宗朱厚照十五岁即位,是一个只对女人和游荡有兴趣的花花公子,荒唐而且任性。从小就跟他在一起的玩伴宦官刘瑾,犹如朱祁镇的玩伴王振一样,利用皇帝的昏庸和信任掌握了政府大权。刘瑾有一个核心集团,被称为“八虎”,这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名字。刘瑾使刚上台不久的朱厚照相信,以托孤大臣谢迁、刘健为首的忠心耿耿的朝臣,是阴谋使皇帝陷于孤立的“奸党”,把他们统统地赶出朝廷,连儒家阳明学派的创立人王守仁也于廷杖后贬窜蛮荒。从此朝中文武大臣要么对刘瑾侧目而视,要么争先恐后拍他的马屁,刘瑾牢牢地控制了朝政大权。
  有一天早朝时,朱厚照发现了一份揭发刘瑾种种罪行的匿名信,但朱厚照拒绝相信,把这封信转交给刘瑾。刘瑾大发雷霆,命高级官员三百余人跪到奉先门外的烈日之下追究事主。那些高级官员们从早晨跪到天黑,许多人当众倒下来死掉。天黑之后,未死的人再被囚进锦衣卫诏狱。后来还是刘瑾发现匿名信来自宦官内部,跟朝臣无关,才把他们释放了。
  刘瑾权势熏天,整个政府都围绕着他转圈。宰相焦芳、内政部长张彩、国防部长曹元,几乎跟他的家奴没有分别。政府的大小措施都在刘瑾的私宅里决定,即使最荒唐最恶毒的大政方针也没有人敢提出半点异议。
  各地官员进京朝拜述职时总是要向刘瑾行贿,叫做“拜见礼”。少的要上千两,多的则五千两。如果升了官要立即使用重金“谢”刘瑾,叫做“谢礼”。送少了还不行,会马上撤职,但如果你赶紧追加银子,官职又能马上恢复。官位基本上成了刘瑾手中卖钱的商品。刘瑾究竟拥有多少家产呢?据史家考证,刘瑾的家产近乎天文数字——合为三十三万公斤黄金、八百零五万公斤白银,而李自成打进北京时,崇祯一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仅为二十万公斤黄金!
  刘瑾当权只有五年,右都御史杨一清利用“八虎”之间的矛盾,刺激张永反戈一击,告刘瑾谋反,武宗下旨逮捕刘瑾,籍没家产。从刘瑾家中抄出金银数百万两,并有伪玺、玉带等违禁物。其中,有两柄貂毛大扇,里面暗藏机关,以指按动,便弹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武宗看了,也吓得目瞪口呆。刘瑾最终多行不义必自毙,但整个明政府的结构,几乎被他拆散。
  至此,明代宦官的权力完成了其扩张的全部过程,明代宦官终于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以后魏忠贤的专擅独断,不过是这些前辈们的历史延伸与再现罢了。于是,历史就上演了这样一幕讽刺剧:朱元璋最怕宦官专权,但恰恰是这个明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最有权势的时代,被人们耻之为“最大的太监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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