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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关于我

出生在辽宁锦州义县的一个小山村,高中毕业后在农村劳动两年。1974年来到北京航空学院上学,毕业后留校,1979年来到国家某部,一直工作到退休。1998年开始接触网络,目的就是广交朋友,也确实体会到了友情和快乐。我对博客和网络的理解是:沟通、交流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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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条约》后日军占台湾死伤3万 2倍于甲午战争  

2017-03-09 20:56:53|  分类: 奇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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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甲子轮回,又是一个甲午年。
       120年前的那个甲午,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刻下了巨大的伤痕:满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一败涂地,签订《马关条约》,对日赔款两亿两白银,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丧权辱国。
       消息传来,举国哗然,朝野上下,群情激愤,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割台斗争。台湾军民誓言“义不臣倭”,从日军登陆台湾的第一天起就进行了殊死抵抗,抗击日本侵略的战斗风起云涌。
       日军虽然最后以武力侵占了台湾,却付出了死伤3万余人的惨重代价——两倍于他们在甲午战争中的伤亡人数。
       宝岛台湾,曾陷于敌手50年,但台湾人民始终没有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起义不断,烽火不熄。
       “宰相有权能割地”
       1895年4月17日,日本马关的春帆楼上。在经历了一个月的谈判后,满清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没有争得日本的半分退让,不得不在谈判草约上签字。这便是《马关条约》。
       据日方记载的谈判记录,李鸿章在签字后轻轻叹了口气,低声自语了一句:“我解脱了痛苦。”而对面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则欣喜如狂:“大功告成了!”
       签约的第二天,李鸿章就带着谈判团灰溜溜地乘船回国。李鸿章深知自己将要背负千古骂名,到了天津,他没有颜面进京向光绪皇帝复命,告病请假,躲在天津的寓所里闭门不出。
       承认朝鲜独立,赔偿日本两亿两白银,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自1840年鸦片战争签订《南京条约》以后,满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不胜枚举,但割地之大、赔款之巨、主权沦丧之重,无出《马关条约》其右。空前的丧权辱国让朝野上下一片哗然。
       彼时,正值京师举行三年一度的会考。在京的各省举子闻此噩耗,痛心疾首。在京会考的台湾举子和台湾籍官员立即上书督察院,提出“全台赤子誓不与倭人俱生”。各省举子公推康有为起草请愿书稿,向光绪皇帝请愿。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此时的台湾,反对“割让”的浪潮正席卷全岛。时任台湾巡抚唐景崧在电奏稿中向京城报告:“有割台一条,台民汹汹,势将哗变”“万民愤骇,势不可遏!”
       “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写下这悲愤诗句的人,是台湾著名士绅丘逢甲。丘逢甲早年进士出身,授工部主事,但他无意仕途,回到台湾讲书授业。得知《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丘逢甲刺破手指,血书上奏“拒倭守土”。
       紫禁城里,王公大臣们也因“割台”与“反割台”而争执着,反对割台的声音不绝于耳。从4月中旬到5月初,各级大小官员以至督抚将军、宗室贝勒共500余人次上折上书共100余件次,为清朝前所未有。两江总督张之洞等晚清名臣皆在此列,他们还提出了如迁都再战、凭险据守等等对策。
       但是,清朝统治者这时已被甲午战争的惨败吓破了胆,虽然也有犹豫,最终还是屈膝求和。
       在清政府命令台湾巡抚唐景崧做好移交台湾准备的电报中,道出了满清统治者牺牲台湾的理由:“台湾虽重,比之京师则台湾为轻。倘敌人乘胜直攻大沽,则京师危在旦夕……交割台湾限两月,余限二十日。百姓愿内渡者,听,两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改衣冠。”
       5月3日,在恭亲王奕䜣的劝说下,光绪皇帝为《马关条约》的正式文本盖上了玉玺。5月8日,清政府和日本政府代表在烟台互换和约,《马关条约》正式生效。
       台湾被满清统治者当成换取苟安的筹码,割让给了日本。接下来,似乎就只剩交割的程序了。
      谁去履行这道会被世人唾骂的程序呢?清廷一致推荐李鸿章。
      李鸿章虽称“晚清第一重臣”,但在当时的清廷官场上,他树敌颇多,甲午一战,又折光了老本,正是落魄失意之时。举荐李鸿章去交割台湾的,或是落井下石,或是出于义愤,将《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归咎于李鸿章,既然是他签的条约,干脆就让他“恶人做到底”。这些奏章的言语中充满了冷嘲热讽:“该大臣等既能定割地请和之策,自必具用夷变夏之才。”“该大臣既已约之于先,谅必能善之于后,且能与倭人议事者,除该大臣外别无一人。”
      李鸿章推脱自己年事已高,而且在马关议和期间曾被日本浪人刺伤,没有接受这个使命,转而建议由台湾巡抚唐景崧办理交割事宜。清政府以唐景崧是地方官、无权交割为由,改命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割台专使。
       李鸿章的外交顾问、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曾在著作中回忆:“这个任命使总督(李鸿章)大为不快与惊恐,因为这显示了北京方面有意把所有关于条约的非难和责任,包括实际移交割地的最讨厌的职务,都放在他和他的家庭肩上……他完全崩溃了。”
       李经方原本是李鸿章的侄子,因为李鸿章年届四十膝下无子,就过继为嗣。后来李鸿章有了儿子,但仍以李经方为嗣子,称之为“大儿”,极为器重。
       李经方曾任出使日本、英国大臣,一直协助李鸿章办理外交事务,马关谈判期间是主要谈判代表,由他做割台专使也算合理。李鸿章没办法,只能将谕旨转电在上海治病的儿子,称“我父子独为其难,无可推诿。
      可是李经方也知道其中利害,他也不愿去。于是,李鸿章办了一件在当时算得上“大逆不道”的事,他给总理衙门发电报,说李经方“素未到台,情形不悉”,而且“牵发旧疾,怔忡日剧,神志不清”,所以“李经方实不胜任,请旨收回成命。”
       这下把光绪皇帝惹恼了,发圣旨把李鸿章严厉斥责了一顿,而且严词要求“毋得畏难辞避,倘因迁延贻误,惟李经方是问。李鸿章亦不能辞其咎也。”
      李经方别无选择,只能接了这个注定千夫所指的差事。5月30日,他带着几位协理官员和40名卫兵,从上海出发去交割台湾。
       日本任命的台湾总督桦山资纪,这时已经在炮口指向台湾岛的军舰上等候多日了。
       停战“停北不停南”
      李经方的台湾交割之行,创造了晚清外交史上的一大怪象:他们代表满清政府,却搭乘德国商船,悬挂德国旗号,半途有日本军舰护航。他们去交割台湾,却没有踏上台湾本岛半步,而是将《交接台湾文据》拱手送上了日本军舰。
      连桦山资纪都对这样的安排感到疑惑,他曾问李经方,为何既到台湾却又不上岸?李经方回答说:“台湾岛民心情激昂,已不听政府命令,且误认台湾割让乃吾父子谈判不力所致,殊恨吾一家,小官登台必立遭斩杀。”
       这段对话并非正式史料记载,但文中李经方的担心倒并非虚言。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刚一传到台湾,岛内即炸开了锅。全台人民如“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四野”。
      一封《台湾人民抗战檄文》被贴在了台湾彰化府的府衙大门上,《檄文》表达了“誓不服倭、抗战到底”的决心,同时也把矛头对准了李鸿章等:“我台民与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不共戴天,无论其本身、其子孙、其伯叔兄弟侄,遇之船车街道之中、客栈衙署之内,我台民族出一丁,各怀手枪一杆,快刀一柄,登时悉数歼除……以为天下万世无廉无耻、卖国固位、得罪天地祖宗之炯戒!”
       6月3日零时30分,李经方和桦山资纪在“公义”号商船上匆匆完成了交割手续,随即,“公义”号拔锚解缆,驶离台湾海面。作为顾问与李经方同行的科士达写道:“夜半,中国船拔锚,在日本海军礼炮声中,我们向上海开行。我们在台湾海面36个小时,没有一个官吏是比完成任务的李经方更快乐的。”
       清政府的割台专使李经方,没有胆量、更没有脸面登上台湾岛,而准备“接收”台湾的桦山资纪,却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曾经踏足台湾。
       为侵占台湾,日本处心积虑地准备了几十年,多次向台湾派遣人员,调查搜集台湾的情报。早在1873年,还是日本陆军少佐的桦山资纪就化装来到台湾,对台湾的山川、河流、道路、矿产、人口进行详尽调查。第二年,日本就以琉球人与台湾原住民发生冲突为借口,派军队入侵台湾南部地区。
     只是,那时的日本还没有吞下台湾的能力,台湾军民的抵抗让日军损失惨重。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入台,积极布防备战。但是,懦弱的清政府还是赔偿了日本50万两白银军费,换得日本撤军。
      当年,桦山资纪潜入台湾侦查还要装成个哑巴,潜行蹑踪,22年之后,桦山资纪被日本政府晋升为大将、台湾总督兼军务司令官,率领着舰队,耀武扬威地来“接收”台湾了。
         日本很清楚,仅凭一纸《马关条约》,绝不可能把台湾轻易收入囊中,他们早就做足了武力攻台的准备。
       澎湖列岛为闽、台之锁钥。日本欲据台湾,必先得澎湖。在马关谈判期间,日本已派兵攻取了澎湖列岛。
       停战协议,算得上整个马关谈判期间日本做出的惟一“让步”,这还要仰赖于一个意外的刺杀事件。
       马关谈判既开,早就丧失了战斗意志的清政府一上来就要求停战。但日本连这个要求也不答应,狮子大开口提出占据天津、山海关等作为要挟。
        3月24日,李鸿章在返回寓所的途中,被一个名叫小山丰太郎的日本刺客开枪击中。子弹打中了李鸿章的左颧骨,血流满面,幸而未伤及性命。
        小山丰太郎之所以刺杀李鸿章,是要阻止中日议和,他认为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攫取的利益还不够!
       李鸿章意外遇刺,日本政府迫于国际舆论,也为了安抚李鸿章,暂时同意了停战。饶是这样,停战协议也是“停北不停南”:中日两国在奉天、直隶、山东地方的海、陆军,均一律照停战条款办理,台湾战事不在停战协定规定之内,台湾他们照打不误。
       无论马关谈判最后是何结果,日本侵占台湾的计划一步没停。
      为攻打台湾,日军组建了两支侵略部队。一支是桦山资纪亲自率领的“台湾总督府直属部队”,总兵力近7000人;另一支是日本亲王北白川能久率领的近卫师团,兵力近15000人。两万多人的攻台部队,加上29艘军舰组成的庞大舰队,浩浩荡荡地逼近台湾。
       5月29日,日本近卫师团先头部队在台湾北部的澳底登陆。还没到双方约定的交割日期,日本已经急不可待地登岛了。
       年号“永清”
       而所谓的交割手续,对台湾军民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在对清政府绝望之后,他们决定以自己的力量坚守国土。
      就在清政府为李鸿章推诿割台之责而严加申斥的时候,5月23日,台湾绅士们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发表了《“台湾民主国”独立宣言》:台民公议自立为“民主之国”。
       成立“台湾民主国”独立自救的设想,历来认为出自保台运动的领导人丘逢甲。近年来,史学家依据史料分析,认为最早提出这一想法的应该是原清政府驻法国参赞陈季同。
       陈季同是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的幕僚,随其入台,早年曾留学欧洲,又担任过驻外使节,熟悉国际法。早在《马关条约》签订之时,消息传到台湾,全岛震动。台湾士绅们商议保台之策,陈季同就援引国际法中“割地须问居民能顺从与否。民必须从,方得视为易主”的说法,提出了“民政独立,遥奉正朔”的主张。
       不过,那时候台湾军民仍寄望于清廷能够奋起一战,保住台湾。《马关条约》签订后的两个月里,唐景崧致电北京20多次,每次词语都是慷慨激昂,丘逢甲等士绅联名血书上奏,却只换来清廷“台湾虽重,比之京师则台湾为轻”的上谕,此后,再不理会。
       直到5月底,清政府电令唐景崧“即开缺来京陛见,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内渡。”至此,清政府已经完全表明了抛弃台湾之心,台湾军民陷于绝望。
       5月21日,台湾士绅们在台湾筹防局聚会,自立保台之策确定了下来。
       按照他们的设想,《马关条约》是清政府签的,如果台湾自立,脱离了清政府,条约中割让台湾之说自然不再成立。日本想要台湾,那就要看台湾人民答不答应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关谈判期间,李鸿章希冀能够保住台湾的不是守土有责的清政府,恰恰也是台湾人民。他对伊藤博文说:“我接台湾巡抚来电,闻将让台湾,台民鼓噪,誓不肯为日民。”伊藤的回答很干脆:“听彼鼓噪,我自有法。”
       伊藤博文的办法,自然就是武装侵略。
       指望台湾自立而阻止割让,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空想。日本才不管台湾是不是自立,侵略军已经在军舰上,来势汹汹。清政府则早抱定了媾和苟安之心,指派李经方草草履行手续,交割了账。
      台湾士绅们设立“台湾民主国”,还有另一个考虑,造成台湾形式上的“独立”,以此借助欧洲列强干涉。这样“以夷制夷”的办法,李鸿章、张之洞等清廷重臣也曾想过。他们曾联系英国,被拒,后又转求法国。法国倒是有意染指台澎,还秘密联系了西班牙、荷兰。但是德国从中插了一杠子,联络日本,打消了法国的念头。
       在当时的列强眼中,中国不过是分而食之的一块肥肉,只要日本吃的不是自己意中的那块,他们才懒得理会。《马关条约》中割让两块中国国土,辽东半岛牵扯到列强利益,于是“三国干涉还辽”;台湾及澎湖列岛没有列强染指,他们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对清廷,完全绝望;对列强,毫无指望,能够倚靠的保台力量,只剩台湾军民自己。
      以台湾一己之力,抵抗侵略气焰正盛的日本,能有几分胜算?台湾军民其实心里也很清楚。所以,《“台湾民主国”独立宣言》里有了这样决绝的文字:“台民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
       5月25日,数千台北绅民蜂拥而至巡抚衙门,由丘逢甲等代表捧送民主总统印及国旗。
       唐景崧身着巡抚朝服而出,在一众台湾民众的拥戴下,面朝北方叩首大哭,正式就任“总统”。“台湾民主国”宣告成立。
       “台湾民主国”成立的一幕,后来被一些台独分子引为台独渊源依据,实在是荒天下之大谬。所谓“台湾民主国”的用意,完全在于抵抗日本侵略的一时之策,既不是“国”,也和真正的“民主”不沾边。无论是“台湾民主国”的主持者还是台湾民众,都没有丝毫的独立之意,成立这个“民主国”,恰恰是要维护国家的统一。
       “台湾民主国”成立的第二天就发布公告,说明成立“民主国”之缘由,晓谕全台:“惟是台湾疆土,荷大清经营缔造二百余年,今须自立为国,感念列圣旧恩,仍应恭奉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
        此前,台湾士绅发布的《独立宣言》中也称:“今已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改。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
       “台湾民主国”改年号为“永清”,意即永远隶属清朝。“国旗”被设计成一面蓝底黄虎旗,比清朝的黄龙旗低了一个等级。旗子中的老虎虎首向内,尾高头低,以表臣服中土……
     “台湾民主国”成立当天,刚刚被推举为“总统”的唐景崧即致电总理衙门:“台民前望转机,未敢妄动,今已绝望,公议自立为民主之国……遵奉正朔,遥作屏藩。俟事稍定,臣能脱身,即奔赴宫门,席藁请罪。”
       数日之后,清政府还是把台湾交割了出去,唐景崧对那场海面上的交割仪式全不知情。保台的战斗在交割之前已经打响,纷乱的警报和溃败让他焦头烂额。这位一直对保台慷慨陈词的台湾巡抚,实在没有表现出相应的慷慨作为。
       “景崧之肉其足食乎!”
       5月29日下午,台湾基隆港遭到日本军舰的猛烈炮轰,保台战役正式打响。
       炮轰台湾的日本军舰,可以说大名鼎鼎,早已为中国人所切齿痛恨,它们是“浪速”、“松岛”、“八重山”……甲午黄海大战之时,皆是日本海军主力。指挥这支攻台舰队的,恰恰是一年前偷袭清政府“高升”号运兵船的东乡平八郎。此时,凭借甲午海战之功,东乡平八郎已由“浪速”舰长升任日本海军南方舰队司令,此后,他更成为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被尊为“日本海军之父”。在东乡平八郎的晋级之路上,满清北洋水师成了祭奠的羔羊。
       不过,攻打台湾之役,唱主角的是日本陆军。日本军舰对基隆的炮击只是佯攻,炮响的同时,日本近卫师团突然出现在基隆东南的澳底。
      基隆是防守台湾的重中之重,唐景崧判断日军的主攻方向必然是这里,派有重兵把守。然而他忽略了距基隆仅仅50华里的澳底,那里水深浪平,地势开阔,最适合抢滩登陆。澳底的守军仅有400人,且多是刚刚招募的抗日义军,基本上没什么战斗力可言。
       这一致命的弱点恰恰被日军发现并利用。日本近卫师团司令北白川能久率领其前锋部队登陆澳底,建立了滩头阵地,继续向纵深推进。抗日义军完全不能与之对敌,稍触即溃。
      战事甫开,清日双方的军事指挥高下立判。
     唐景崧实在不是一个称职的统军将领。日本侵略军的桦山资纪、东乡平八郎等,都是行伍出身,在历次的日本侵略战争中历练而来。反观这位刚刚被临时拥戴成的“总统”,进士出身,自称“儒将”,可指挥作战的经验几乎为零。
      1894年10月,唐景崧署理台湾巡抚时,甲午战争已经打了两个多月。彼时战火虽然尚未燃及台湾,但举世皆知日本野心,台湾一战在所难免。
       这个当口,清廷却做出了个临阵换将的决定。时任台湾巡抚的邵友濂与台湾布政使唐景崧不和,被清廷调离。“素有知兵之名”的唐景崧,成了包揽行政、军事大权的台湾巡抚。
       唐景崧在军事方面的名气,来自于1884年的中法战争。当时法国入侵中国的属国越南,没想到遭遇了中国的黑旗军,屡屡受挫。
      黑旗军原是一支反清义军,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逃到越南。看到他们对法军作战有方,唐景崧毛遂自荐,成功招抚了黑旗军。后来,他又说动老将军冯子材出山,取得了镇南关大捷。
      中法战争的结果是清政府不败而败,但唐景崧却博得了“知兵”之名。其实那些胜仗的指挥者,先有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后有老将冯子材,唐景崧穿插其间,只是个说客加政客,所谓“知兵”,恐怕只是纸上谈兵。
       而唐景崧在保台战争中的表现,充分说明其军事指挥方面的昏庸无能。
       5月29日,刚刚当了4天“总统”的唐景崧,接到日军在澳底登陆的警报,这才如梦方醒,忙不迭地派吴国华带领700人去防守三貂岭。
       三貂岭是基隆和澳底之间的一道天然屏障,道路险阻,易守难攻,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若早有驻军布防,完全有机会挡住日军的进攻,至少也能为其他地区的防守赢得时间。但是当吴国华率队在30日赶到三貂岭,日军已经在山顶上安营扎寨。就连日军的随军记者,对轻易占领三貂岭也感慨:“实乃我军大幸。”
      非但没有“知兵”之能,唐景崧抗日保台的意志,也不像他慷慨激昂的表态那样坚决,其实他一直给自己留着“后手”。
       清政府明令割台之后,唐景崧虽然没有走,却让台湾府、道、厅、县及各级将领大多内渡。在他给朝廷的电报中说:“惟臣先行,民断不容,各官亦无一保全。只可暂留此,先位各官陆续内渡,臣当相机自处。”
       三貂岭失守,基隆门户大开。守军死战数日,提督张兆连重伤,记名提督陈得胜战死,余众在激烈的巷战之后终告不敌。6月3日,基隆失守。第二天,基隆通向台北的门户狮球岭被日军攻占。
      在此之后,日军却忽然停止了进攻。据《日本侵略台湾档案》辑录的日军档案记载:“在三日完全占领基隆之前,大家都很忧虑,因为我们携带的口粮已经完全吃完了。道路险阻,没有运输能力,后方完全不可能有粮食补充。”
       这个绝好的反击机会,却没有被唐景崧抓住。他的心思已经不在抗日作战,而是想着如何逃跑了。
       早在日军登陆之时,唐景崧就已经安排家小化装逃离“总统府”。4日,从基隆突围出来的守军来到台北,他们拥入“总统府”,要求唐景崧率军再战。可唐景崧表面应承,当晚就从后门溜走。他先是藏入德国商行,随后又跑到了沪尾港的船上。
        “总统”弃台而逃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台北群龙无首,一片混乱。愤怒的沪尾要塞守军听说唐景崧潜逃至此,开炮轰击了他的座船,并且封锁了港口。但是,两天之后,唐景崧还是藏在一艘德国商船的舱底,带着家小逃到了厦门。他一同带走的,还有20万两国库库银。
        还在台北南部率义军巡防的丘逢甲,听说唐景崧携款潜逃,咬牙切齿地说:“吾台其丢矣!误我台民,一至此极!景崧之肉其足食乎!”
       6月7日,侵台日军缓过劲来,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台北。10天之后,桦山资纪在台北主持“始政典礼”。日本以此为在台湾殖民统治的开始,并把6月17日定为“始政纪念日”。
        但是,日本宣布“始政”的同时,更加汹涌澎湃的抗日保台运动也开始了。
        黑旗将军
        侵台日军占领台北后,便急不可待地要拿下新竹,以便打开南侵的通路。
        6月11日,北白川能久率领的近卫师团在台北集结完毕,随即派出一个中队作为前锋,直奔新竹而来。半途中,这个中队被四面赶来的义军杀得人仰马翻,狼狈逃回了台北。
       这时的新竹,已经成了义军聚集之地,时人记载:“不期而会上万人,漫山遍野。”但是,义军毕竟多是没有任何军事训练的乡民,缺乏统一指挥,武器大多还是刀枪弓箭这样的冷兵器。22日,日军大部队在重炮支援下,攻取了新竹。
       自从登陆以来,日军长驱直入,一路没有碰到有效的抵抗,这让他们气焰更加嚣张。据日军所著《台湾征讨史》记载,在他们眼里,清军不堪一击,义军蜂起,却是“乌合之众”,“以为台湾不过手掌大小之地,以一旅之众即可一举歼灭。”
       占领新竹之后,北白川能久下令“南征”。但是,桦山和北白川都没有料到,日军不仅难以进兵新竹以南,而且连新竹以北的局面也很难控制。“南征”的命令下达了,却迟迟不能抽出兵力往南进攻。
       日军占领了新竹城,城外仍在义军的掌握之中。事实上,新竹日军已处在包围之中。义军以劣势兵力、劣势装备,不断地袭扰、打击着日军,甚至还三次攻打新竹县城。
       焦头烂额的日军暂缓“南征”,转而以残暴的扫荡,打击占领地区的抗日力量。抗日义军的领导人丘逢甲成了日军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丘逢甲部队很快被打散,他躲入深山,后辗转内渡。
       台湾抗日义军的领导人发生了变化,桦山资纪碰上了真正的对手——黑旗将军刘永福。
       刘永福在1894年9月来到了台湾。时值中日甲午之战正酣,调刘永福入台是清政府加强台湾防务的重要举措。只是,这个举措更像是借刘永福的名气壮壮声势而已。
      在10年前的中法战争中,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屡挫法军,威名远播。清政府“招安”了黑旗军,却始终不相信这支反清出身的队伍。“招安”之后,黑旗军被调回国内,随即开始逐渐裁撤。刘永福则挂了个广东南澳镇总兵之名,不予实权。
       到刘永福调往台湾时,他手下仅剩300余人黑旗军老部下,临时招募乡勇,凑了千人之数。到台湾后,刘永福的职务是“帮办”,还是没有实权。    
       当年“招安”刘永福的唐景崧,这时成了他的顶头上司。即便是到了台湾存亡之际,唐景崧也没有放下猜忌、提防之心。
       日军大兵压境之时,刘永福建议全台防御统一部署,并主动提出率黑旗军协防台北地区。这个合理的建议被唐景崧拒绝。刘永福被派驻台南,唐景崧自己驻守台北,总揽军政大权,
        自称儒将的唐景崧犯了兵家大忌。其时,台湾驻军加上临时招募的义军,总人数不过三万余人,这些兵力像撒芝麻盐一样被分散到台湾各处,看上去全盘防守,实际上处处羸弱。
       结果,唐景崧直接指挥的台北防御被日军轻易突破,唐本人当了13天“总统”就仓皇弃台逃命。台中地区清军防守薄弱,自发而起的义军以血肉之躯拼死抵抗,生生扛住了日军一个月之久。
       但是义军的抵抗至多是迟滞了日军的进攻,聚集在台南的黑旗军成了保卫台湾最后的希望。
       获悉台北沦陷、唐景崧逃跑后,台南数千民众聚集在刘永福府门外,三次给他送上新铸的“总统”金印,刘永福都恳辞不收,坚持以朝廷册封的台湾军务帮办之名领导抗敌。这个说法出自刘永福口述的《刘永福历史草》,时人所记多从此说,但是在此后刘永福发布的公告中,有一些是以“总统”署名,似乎他还是接受了“总统”之职。
       刘永福是否接任了“总统”,牵涉到“台湾民主国”的存在时间,史学界对此仍有争论。但是他成了抗日保台的实际领导人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之后,侵台日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和损失。
      “诸公误我”
        日军对台湾的军事部署早已了如指掌。刚刚攻入台北,桦山资纪就给驻守台南的刘永福写了一封劝降信。他并不认为刘永福有资本与之一战,信中说:“独以无援之孤军,把守边陬之城池,大势之不可为,不待智者而可知已。”这倒不是虚言。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和抗日义军,确实已经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
       桦山资纪的劝降信通过英国商船转交,战时的混乱让这封信直到8月23日才到达了刘永福手上。同一天,北白川能久的近卫师团开始围攻台中重镇彰化。
       彰化的黑旗军和义军总数才3000人,不及日军的五分之一。彰化似乎成了日军唾手可得之物。
       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刘永福给桦山资纪写了封回信,不但义正词严拒绝投降,还劝桦山资纪“及早改图,将台北地方全行退出……否则,余将亲督将士,克日进征,恢复台北,还之我朝。”
       同时,刘永福给驻守彰化的黑旗军将领吴彭年发电报:“兵来御之,死守无恐!”
      彰化当时还是座小城,城中无可防守。吴彭年把防守阵地摆在了城东的八卦山上。八卦山之役成了抗日保台期间最惨烈的一次战斗。是役,3000名彰化守军与15000人的日军血战了三昼夜,黑旗军将领吴彭年战死,义军首领吴汤兴战死……最后突围幸存的,仅剩不到50人。
       日军的损失同样惨重,在攻占彰化的路上留下了上千具尸体。战斗过程中,日军主帅北白川能久见久攻不果,骑着马到前线督战,一发炮弹不偏不倚在他身旁爆炸,坐骑当场被炸死。事后,日本的媒体大肆吹嘘说“亲王有神灵庇护,须发无损。”但是不久之后,北白川能久病重的消息见诸报端,10月份,北白川死在了台湾。让北白川能久“病重”的,应该就是那发炮弹。
       彰化失陷了,日军兵分几路大举南下,黑旗军和义军拼死抵抗,战斗演变为一村一镇逐个争夺。日军凭借强大的军事优势,逐步蚕食着台湾的土地,却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日军档案记载:“我军冲锋,敌军却一步也不后退,挥舞刀枪,欲杀我军。真是太顽强了!”
       在兵力和装备上都处于绝对劣势的黑旗军和义军,并没有因此而退缩,反而选择了主动出击。9月初,趁着日军兵力分散的机会,他们开始北上反攻,一路收复了大莆林、北斗、云林等地。日军狼奔豕突,退回彰化,被数千名黑旗军和义军包围了起来。
       这一下,桦山资纪着了慌,赶忙向国内求援。9月11日,从辽东半岛紧急抽调来的日军第二师团到达了台湾。这个师团有两万余人,是甲午战争中日本入侵旅顺的主力,兵强马壮。侵台日军的兵力陡然翻倍。
       其实,日军即便没有第二师团的增援,黑旗军和义军也无力攻取彰化了。他们根本就没有攻城用的重火力装备,连日的进攻已经成了强弩之末。
       9月23日至25日,黑旗军和义军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城行动,在日军猛烈的炮火下伤亡惨重,不得不退去。
       日军赶来增援的第二师团,加上首批登陆台湾的近卫师团,侵台总兵力已达4万人,甚至超过了甲午战争期间投入的陆军兵力。枪炮齐备的日军,兵分三路,向着仅剩数千人的黑旗军和义军合围而来。
       日军近卫师团咬着黑旗军和义军撤退的脚步,一路向南追杀。第二师团则搭上运兵船,由海路绕到了刘永福的身后,一半在台南府城西北方向的布袋嘴港登陆,另一半在西南方向的枋寮港登陆。
       至此,日军陆海并进,南北夹攻,台南府城完全处于敌锋之下,危在旦夕。
       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刘永福,这时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绝境。自率部来台后,他既不为朝廷所信任,又受到上司的压制和排挤。担起抗日保台重任已有数月,敌兵势大,己方粮饷全无,刘永福内外交困,苦苦支撑。
       为解燃眉之急,刘永福号召爱国绅民“有银帮银,有钱帮钱,无钱帮米”,还曾经自己发行银票、印邮票,无奈都是杯水车薪。
       刘永福屡次派人渡海,向两江、浙闽、两广总督告援,皆无成效。实际上,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谭钟麟都是保台的支持者,也都秘密地向台湾输送过资金、武器,时人记载:“台北粮械多出自香帅(张之洞)之助。”但那多是在清政府交割台湾之前。
       清政府把台湾当成媾和的筹码扔出去后,不但没有给台湾任何支援,还训诫沿海的封疆大吏们,严禁运粮械济台。
       张之洞曾经寄望台湾自保一段时间以改变时局,6月初,他曾密电刘永福,询问台湾可以支撑的时间,并允诺两个月后将有援兵。但是后来的两个月间,刘永福函电迭至,又派人登门求援,张之洞却没有答复了。
       直到10月2日,张之洞才电告由台南回厦门求援的道员易顺鼎:“台事奉旨不准过问,济台饷械更迭奉严旨查禁,此时台断难救。且事必不能密,万一泄漏,徒碍大局,朝廷必然震怒;且东洋必更加诘责要求,岂不所损更多……务望权其轻重,速离厦门,免生枝节为要。”
       被朝廷抛弃的绝望让刘永福耿耿于怀,直到数年后口述《刘永福历史草》仍在慨叹:“内陆诸公误我,我误台民!”
       矢尽离台
       10月9日,嘉义失陷,台南府城成了一座孤城。外援既断,粮饷又复告罄,刘永福进退失据。10月10日,他给桦山资纪写了一封信。也正是因为这封信,让后世对刘永福的评价褒贬不一,至今仍争论激烈。
       刘永福在信中表示,愿意将台湾让给日本,但有两条要求:日军要厚待百姓,对“所部兵勇以及随员人等,亦须厚待,不可侮辱,将来须请照会闽浙总督、两广总督或南洋大臣,迅速用船载回内地”。
       有人认为这是刘永福的投降信、乞降信,有人则认为这是有条件的议和,是绝境之下最后的抗争。两种观点都有各自依据,难以定论。
       且不管刘永福的初衷是投降还是议和,胜券在握的桦山资纪都不会答应他的要求了。桦山资纪很快写了回信,日军可以停止进攻,条件是“唯有(刘永福)面缚自来军门乞哀”。
       刘永福恼了,再写一信,干脆说出了自己的打算:“若本帮办战不能胜,即率旧人退入内山,亦可支数年,而不时出战,决不令安居此地也。”
       此后,刘永福确实做了“进山打游击”的准备。易顺鼎发来电报,劝刘永福内渡,刘永福回电:“誓不走,如万难支,决入内山作草寇,与遗民共存亡。”18日,刘永福召集部众,议定退入台南城东的大山之中,随即开始向山中秘密运送辎重、装备。
       但是,第二天传来的一条噩耗,彻底击垮了刘永福继续战斗的决心——曾文溪失守了。
       曾文溪距离台南府城只有17公里,是北向防守的最后一道防线。刘永福几乎把所剩的4000兵力全部安排到这里,准备孤注一掷,与日军决一死战。孰料,日军早已侦察到曾文溪的阵地布置,正面佯攻,侧面迂回,两下夹攻,只用一天就攻破了曾文溪阵地。
       曾文溪一战是台湾保卫战的最后一役,黑旗军和义军的有生力量消耗殆尽,再也组织不起有力的抵抗。
       惨败让刘永福灰心丧气。到了不得不退入内山的时候,这位身经百战的将领已经失去了勇气和信心,转而求助于神灵,到台南的白莲庵求签,结果竟得了个“下下签”:“求财不得;求病必死;求子生女;失物无回;出行多阻。
       当夜,刘永福带领家眷和十几个亲兵,乘坐英国商船内渡厦门。
      1895年10月21日,日军进入不再设防的台南府城。保台之战宣告失败,台湾就此沦入敌手五十年。
       刘永福以败军之将的身份回到了厦门,但民众仍视其为英雄,夹道相迎,并准备在第二天举行仪式,纪念他的抗日保台壮举。刘永福愧不能受,当夜就离开厦门,归居广东南澳,自此离开官场隐居。
      在他之前内渡的丘逢甲,则回到祖籍广东蕉岭。他把书房取名为“念台精舍”,为儿子改名为“丘念台”。1896年,丘逢甲满怀悲愤写下了《春愁》一诗,“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后来,丘逢甲投身辛亥革命的大潮。1912年,丘逢甲病逝,弥留之际嘱咐家人:葬须向南,不忘台湾。
       10月27日,桦山资纪发布告示声称:“台湾全岛已全部平定。”但是,他的话说得太早了。“全局输未定,已溺有燃灰。”此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的半个世纪里,台湾人民反抗日本统治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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