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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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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辽宁锦州义县的一个小山村,高中毕业后在农村劳动两年。1974年来到北京航空学院上学,毕业后留校,1979年来到国家某部,一直工作到退休。1998年开始接触网络,目的就是广交朋友,也确实体会到了友情和快乐。我对博客和网络的理解是:沟通、交流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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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日本的“中国认同”  

2017-04-22 07:41:25|  分类: 奇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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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2年春天,中英鸦片战争正步入尾声之际,一个“夷人”使团来到了北京。这个使团自然不是英国人,中英条约是几个月后才在南京签的,他们甚至和这场战争拉不上任何关系。不过,这次出使差点引起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外交战争。
       令这个越南(安南)使团忍无可忍的是,他们竟然受到了和英国人一样的外交待遇——“夷人”。该使团一到北京的下榻宾馆,就发现一面写着“越夷会馆”的大牌匾,顿时感受到了莫大的羞辱,用越南史书《国史遗编》的话来说就是“声色俱厉”,坚决不肯入馆住宿,做出一副要打道回府的样子,最后让人打碎了这个“夷”字后,才气鼓鼓的住了进去。
       我们可怜的大清朝此时可能因为还在和“英夷”血战到底中,所以在被名义上的藩属国“越夷”莫名其妙的一顿“以下犯上”之后,忍着没有摆出天朝气派,也就息事宁人了。
       问题是,越南人怎么就让一个“夷”字搞得如此血脉贲张,爱国热情直追霍元甲、陈真脚踢“东亚病夫”时的场景。
       那个越南使团也算是师出有名,倒是给出了标准答案。使团某位重臣专门写了一篇《辨夷论》的雄文回击大清朝,大意就是,我们越南人本来就是神农的后代,“华也,非夷也”,学问遵循的是“孔孟程周”,法度遵循的是“周汉唐宋”,从来就没有像孔子说的那样沦为夷人的“被发左衽”。
      这也倒罢了,这篇雄文的最后几句简直就是杜鹃啼血了,认为舜和周文王都和越南人一样未生于中原,天下人从来不敢“以夷视之”,你们大清怎么就“敢以夷视我乎!”(详情请见朱云影先生著作《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
       好一个“华也,非夷也”。在这个“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的时代里,“中国”(华)与其说是一个地域或人种概念,不如说是一种文化认同,越南人和你大清朝一样都是“中国人”,尊崇的是同一个普世价值,这个“中国”的概念大约就是世界(至少是亚洲吧)的文明中心。当你用“夷”来称呼越南人时,这么说吧,就好比你现在污蔑某个欧洲国家不接受普世价值,是不文明的专制国家,你看人家跟不跟你急脸。
      当然,如上所说,此时越南人的中国梦是因为文化认同而自视为“中国”,这并不表示越南就甘心被中原王朝所统治,他们对做一个政治和地域概念上的“中国人”并无兴趣,事实上,越南从汉至唐曾有渊源流长的中国郡县史,最后苦心孤诣的才搞成了独立大业。不过,用现代观念来看,这种“精神分裂”也不难理解,好比日本人说“脱亚入欧”,只是服膺于西方文明,并不是说要并入某个欧洲列强,要被西方统治。
       在赞完越南人宁死也要做“中国人”的骨气之后,也得好好批判几句。越南版中国梦的最大问题是,他们对于正牌的中国——“天朝”太不当回事了,古代朝鲜也自视“中国”,不过用官方表述却是“小中华”,意即不敢和天朝分庭抗礼,甘愿“以小事大”,如果是一开始那个场景,朝鲜人被“夷”字羞辱之后,多半是默默忍受,背后写文章抒发委屈,一定不敢像越南人那样直接翻脸。
       在越南人看来,恐怕他们这个“中国”才是玄门正宗。在越南人的开国传说中,尝百草的神农有个三世孙“帝明”,先在北方生了个儿子,日后成为了中国君主,之后又在巡游南方时和南方的仙女生了个儿子,这就是越南的开国之主。在这个传说中,神农的“中国”等于是被两个儿子共同继承了,一南一北而已。而不无巧合的是,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越南在背地里一直将中原王朝称为“北朝”,自称“南朝”,用现代的政治语言就是,“两个中国,各自表述”。
      元朝时代,越南就更牛了,坚决遵循了“崖山之后无中国”的理念,在正史中第一次提出了越南为“中国”,元朝为“夷”的一个中国表述,这样看来,一开始越南使团去大清的表现算是不错了,至少还是“两个中国”。
      这还没完,明朝立国之后,曾试图收复越南“故土”,在越南人的历史表述中则成了“贼在中国(越南)”,“贼夺我国家”,大明这个再正宗不过的汉人王朝也悲催的被剥夺了“中国”的称号。
       到了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大约是清朝中后期,越南的“中国认同”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据朱云影先生的摘录,当时的越南士大夫已经连汉唐盛世都不太瞧得上了,将阮朝直接升华到了中国文化最为景仰的三代,“与商周比隆者,盖未有如阮朝之盛美也”。
       对中原王朝如此,越南在对待周边小国时更是盛气凌人,自居“中国”,视他们为“夷”。某位越南国王在亲征占城时下诏说“自古夷狄为患中国”,还有一次的诏书更是说“我国家混一区宇,统御华夷”。在中南半岛这块土地上,越南非常熟练山寨着中原王朝“怀柔远人”的那套功夫,又是“改土归流”,又是“以夏变夷”,又是强迫小国国王改用汉姓,在实践中证明了自己的“华也,非夷也”。
       日本的“中国梦”与越南是同一型的——桀骜不驯型。早在中国的隋唐时代,特别是大化革新之后,日本基本上已“全盘唐化”,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的“华夷观”。当然日本是不甘于在外交上被“矮化”,更别说被视为“夷狄”了,因此也就有了国书中的著名历史段子“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后来还有“东天皇问西皇帝”的好笑说法。
      在自称“中国”的同时,日本竟然还不满足,还想废掉唐朝的“中国”资格。在日本的正史《大日本史》中,大唐被看作和高丽、新罗、百济一样的“诸藩”(也就是“夷”),还说什么大唐主动到“中国”(日本)进贡,“或怀归化之心”,将遣唐使的历史完全颠倒重组。
       到了江户时代,日本的“中国认同”已然迈上了一个新高峰,事实上,当时日本实际统治者幕府将军的全称就是“征夷大将军”,谁有资格“征夷”,那当然只有“中国”了。当时的日本思想家藤田东湖认为日本是“神州之尊,冠绝万国”,日本和中原王朝是“东土”和“西土”的关系,他警告日本人不要过于沉溺于“西土”文化,不然那就是“以华变于夷”,也就是说,日本才是正宗的“中国文化”。
       葛兆光先生在《宅兹中国》中也说,日本中世纪源于佛教“天竺、震旦、本朝(日本)”的三国鼎立观念,到了江户时代已渐渐滋生出一种分庭抗礼的意识,因为明清易代的缘故,日本此时已生出了神道日本对儒家中国,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意识形态。
       江户时代的另一位思想家山鹿素行更是狂得没边,他在《中朝实录》一书中翻来覆去的说明了一个观点:天下万国,只有日本与外朝(中国)可称“中国”,更为关键的是,日本这个“中国”在各方面又全面超越了外朝那个“中国”,“海外之诸蕃,皆为中国(日本)之属”。对于“中国”之争,山鹿桑的最大心理优势来自于天皇的“万世一系”,而你外朝则是不停的换皇帝,“本朝知、仁、勇三德远优于异朝”“日本方可称为真正之中国”。
       “日本方可称为真正之中国”,日本的这套中国观可不是说说而已,在19世纪被逼打开国门的过程中,日本也经历了和清朝一样“华夷之辨”的痛苦心路历程。比如1862年一次日本“爱国志士”袭击英领馆的事件中,这些打着“尊王攘夷”旗号的人事后理由就是“不忍袖手旁观,为夷狄所辱,故基于尊攘大义,下此决心”。即使是明治天皇,也曾在诏书中说“其速正君臣名份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以扶植天下之纲常”,而这个“华”,自然也是日本。
       既然本文是以一桩中越外交争端起头,不妨也以一桩中日外交争端收尾。据雪珥兄在《绝版甲午》中所述,1871年,中日在就《中日修好条规》谈判时,日本代表团突然提出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认为“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写“大清国”。清朝代表团则反驳称,“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只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写改国号之例”。
       这次“中国”之争的结果是,李鸿章亲自出面妥协,“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
       1871年,日本还在心心念念的为“中国”而争,到了1894年的甲午战争乃至后来的抗战,日本对“谁是中国”这个命题已完全丧失了兴趣,此时的“中国”,也彻底失去了文明的感召力,日本、朝鲜、越南,这些当年自称“中国”的争夺者们,早已是避之不及了。
       最终,是我们赢了这场“中国”之争,场上,已没有其他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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