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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辽宁锦州义县的一个小山村,高中毕业后在农村劳动两年。1974年来到北京航空学院上学,毕业后留校,1979年来到国家某部,一直工作到退休。1998年开始接触网络,目的就是广交朋友,也确实体会到了友情和快乐。我对博客和网络的理解是:沟通、交流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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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450万两黄金运台秘辛  

2017-04-04 17:27:33|  分类: 奇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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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亚君发自北京 4月2日到4日,纪录片《黄金密档》在台湾TVBS连续播出,时长共120分钟。选择“辛亥百年”的节点推出此片,算是了了旺旺中时媒体集团长天影业制片人丁雯静的一桩心愿。
       她用近两年的时间,走访了11位当事人和33位历史见证者,试图还原国共内战后期那场震惊海峡两岸的“创世纪迁徙”。景被紧邻在中国银行旁、《字林西报》一位英国记者撞见。他从窗户中发现,挑夫正将一担担木箱从金库里搬出。他连夜赶稿,“我几乎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下面是一个充满苦力的银行,我甚至可以判断出他们帽子和制服,湛蓝色的上衣和宽松的短裤,扁担的两端装满著包装的金条”。
  首批运送台湾的200万两黄金就这么被搬上了“海星号”。虽然英国记者的文章一度引发全国黄金挤兑事件,但大多数民众还不能相信,蒋介石会避走台湾。同年12月底,“海星号”第二次执行运送黄金任务,为了避险,军舰南驶厦门,数月后转运台北,绕了一大圈。至此,蒋已悄然运走黄金260万两,超过国库黄金存量的一半。
  “在蒋介石的大溪档案中,我们只看得到3批运送黄金的记录。事实上,透过当事人口述,运送黄金的批次不下7次。”丁雯静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主要批次外,还有一些零星的批次。 关键的“预支军费草约”
  按丁雯静原先的想法,她和同事制作纪录片时想探讨一个议题:“蒋介石运走黄金到底违不违法?是否违背宪法?蒋以手渝就能一锤定音吗?”答案的关键恰是早已遗失的“预支军费草约”。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10天前,从淮海战役上传来消息,国民党精锐部队付之一炬。蒋介石没有完全灰心,他还在谋划如何在下野前,把国库的金银外汇等“现金”,至少拿出一半用于军费,做最后一搏。
  为此,蒋介石想出了“预支军费草约”。据台媒后来解释,所谓“草约”,即把上海国库现金至少拨出半数作为“预支军费”的一项作业,总数约90万两黄金、3000万块银元和7000万美元外汇。蒋介石认为,这笔钱不能被“代总统”李宗仁使用;隐藏的军费能避开主管部门和“立法院”的监督;钱由国民党军队前财务署长吴嵩庆掌管,随时可以动用。
  吴嵩庆奉蒋之命,亲赴央行和时任财政部长徐堪的府第洽办此事,并拟定草约作为取用国库的依据。俞鸿钧和徐堪颇为犹豫,蒋以“草约”方式向央行负责人表明,“不要你们负责,是我蒋总统命令国民党军队军费总监财务署长吴嵩庆同你们立约后,拿出半数出来转为军费。”隔日,三方立约。
  但这笔绝密经费没有运往台湾,而是去了厦门。吴嵩庆之子吴兴镛认为,蒋介石对当时新任命的台湾省主席陈诚并不完全信任。 如今,只有在吴嵩庆的日记手稿上能够窥见“草约”的蛛丝马迹。丁文静推测,1949年1月27日,一艘载有1000多封密档的客轮“太平轮”在舟山群岛外海沉没。“关键的‘预支军费草约’大概也因此遗失。”
  除了调派缉私舰、招商局货轮执行运送计划外,蒋介石也透过亲信的空军将领调派运输机运送60万两以上黄金赴台。 当时31岁、在机场负责调度的张麟德向丁雯静回忆道,他进驻的地点是上海江湾机场。1949年2月6日晚,上海再度戒严,入夜刻,上海中国银行的金库又搬出大量黄金,并一箱箱运往江湾机场。“我领9架飞机,从上海到松山。每架6000磅黄金,中央一位押运员,央行派人拿走黄金。”张麟德说。
  据丁雯静和几位纪录片顾问粗略估算,蒋介石约从大陆共运送了450万两黄金。 另一个看不见的战场在聆听口述历史时,丁雯静经常会有意外收获。最典型的是,“一个看不见的战场”。
  经过反复联系,《黄金密档》摄制组来到了曾任国民政府军需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的家。董老向丁雯静介绍了他亲历的国共“抢汇大战”的经历。
  事实上,根据1949年6月央行的外汇记录,当时国民政府的外汇共有3.84亿美元,换算成黄金共640万两,远超过央行黄金总数450万两。这些外汇主要存放在美国纽约、旧金山、洛杉矶、日本东京、香港等地,至少跨约7个国家、9个城市。就在上海解放后,当时已经拿下大半江山的共产党主张先冻结国民政府的海外资产。因此,国民政府必须在共产党尚未动作前,抢得先机。
  1949年10月初,国民政府军需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接到前之所以选择这个词,以丁雯静来看,单就蒋介石把黄金从大陆运抵台湾一事,所涉及的财富数量、所动用的人力物力、对两岸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都可谓空前。
  也正因如此,当她2009年冬天站在拍摄首站——曾飘扬着“中华民国”旗帜的南京总统府前,已然唏嘘不已:历史图景仿佛画面般在眼前一一展开。
  民间搜刮的财富
  1946年3月,曾经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宋子文祭出“法币”换“黄金”政策,本想抑制货币贬值,不料却造成有钱人大量囤积黄金的后果。于是1948年8月,蒋介石颁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令民间限期兑换金圆券,为的就是回收散落在民间的黄金。往香港中国银行领回20万美元的任务。他领着当时中国银行给的口令,从广州飞香港,在入海关前被拦了下来。
  此时,抢汇时间已进入倒数,董德成只好改搭小船,从澳门转进香港,在银行关帐的倒数时刻,他赶到了香港中环花园道一号的香港中国银行。“如果再晚一二小时,20万美元就被共产党冻结了,根本不可能提出来!”董德成这样形容了“抢战”的激烈程度。根据央行的档案显示,在国共的“抢汇大战”中,共产党最后拿到了5%的外汇,其他95%还是由国民党掌控。
  但据大溪档案记载,1949年8月底有两批外汇从美国运抵台湾,等值约20万两黄金。换言之,绝大多数的外汇都没有领回。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台媒由此感慨道。 “不是光着屁股到台湾来的”
  93岁的董德成在接受丁文静采访后两个月去世,后者提及此事不免神伤。丁雯静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几乎所有纪录片所要采访的老人家在接触伊始都不愿意提及这段黄金秘史。”她介绍道,“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往事过去属于高度机密,人们不愿再说。他们中很多人在大陆有亲属,大家很理解大陆亲属对黄金‘被偷运’的感受。此外,在台湾内部,对当年的黄金也有不同政见。”
  一直以来,岛内众多绿营人士认为,作为“外省政权”,蒋介石并没有让黄金给台湾发展做出贡献,而是将绝大多数用作军费。甚至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李登辉早在2004年就号称:“黄金根本没到台湾,运送船只早已沉没江中。”
  “李登辉的话虽然没有依据,但是却影响了很多人。”丁雯静和同事们在考证后确定,国民政府来台初期几乎所有的政府支出,都仰赖黄金。
  潘邦正认为,黄金的作用不仅用于稳定物价,它对台湾的政经军心都带来深远影响。他说,“黄金”是广义的、涵盖蒋介石从大陆运来的黄金、白银、外汇、珠宝和银元等所有的有价资产,其用途包括:近80万新台币的军队薪饷、每四年的经济计划、以及扶持和发展民营企业等。
  “我们不是光着屁股到台湾来的。”时至今日,丁雯静不止一次听见受访老兵这样讲。
  据了解,纪录片《黄金密档》有望在4月底5月初与大陆观众见面,时长将达150分钟。“我希望,《黄金密档》能给两岸民众提供一个彼此了解的视角,双方多一点包容和宽恕,以及同情和理解。”丁雯静说。
  有史料记载,当宋子文抛售黄金时,国库还剩有近200万两黄金;此外,国民政府也接收有汪精卫政权所没收的黄金,大约49.5万两。
  据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1948年11月16日向蒋介石的报告,当时共收兑黄金166.3万两,仅上海一地收兑的黄金就达110.3万两。这笔黄金被岛内学者视为蒋介石从民间搜刮而来的“救命钱”,而被兑换的金圆券不久便如雪崩般狂贬,继而成为一堆废纸,许多小康人家因此倾家荡产。
  也就是在蒋介石颁布财政令两个月后,随着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等战场上的接连溃败,蒋介石深感大势已去。同年11月24日,蒋在日记中这样记录道:“若要复兴民族,重振革命旗鼓,能舍弃现有绩业,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现局之成败,不以为意矣。”据纪录片《黄金密档》顾问之一、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吴兴镛推断,蒋介石10月9日密召央行总裁俞鸿钧,很可能是交代他有关首批黄金运台的决定。蒋单线指挥俞鸿钧,以“改储金地点”方式转运首批黄金,为“国府最高机密”,知情者仅限于蒋经国和宋子文等人。 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库黄金,运出上海前存放于上海中国银行(左侧最高建筑)的地下金库中(央行没有地下金库)。 董德成,国民政府军需署收支司副司长,《黄金密档》中最重要的历史当事人之一。接受访问两个月后,他离开了人世。 凌晨1点左右,一个意外的景象出现了:中国银行旁的滇池路,突然走出一群挑夫,二人一组,用扁担挑著木制箱子,吃力地朝“海星号”走来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亚君发自北京 4月2日到4日,纪录片《黄金密档》在台湾TVBS连续播出,时长共120分钟。选择“辛亥百年”的节点推出此片,算是了了旺旺中时媒体集团长天影业制片人丁雯静的一桩心愿。她用近两年的时间,走访了11位当事人和33位历史见证者,试图还原国共内战后期那场震惊海峡两岸的“创世纪迁徙”。
  之所以选择这个词,以丁雯静来看,单就蒋介石把黄金从大陆运抵台湾一事,所涉及的财富数量、所动用的人力物力、对两岸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都可谓空前。
  也正因如此,当她2009年冬天站在拍摄首站——曾飘扬着“中华民国”旗帜的南京总统府前,已然唏嘘不已:历史图景仿佛画面般在眼前一一展开。 民间搜刮的财富
  1946年3月,曾经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宋子文祭出“法币”换“黄金”政策,本想抑制货币贬值,不料却造成有钱人大量囤积黄金的后果。于是1948年8月,蒋介石颁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令民间限期兑换金圆券,为的就是回收散落在民间的黄金。
  有史料记载,当宋子文抛售黄金时,国库还剩有近200万两黄金;此外,国民政府也接收有汪精卫政权所没收的黄金,大约49.5万两。
  据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1948年11月16日向蒋介石的报告,当时共收兑黄金166.3万两,仅上海一地收兑的黄金就达110.3万两。这笔黄金被岛内学者视为蒋介石从民间搜刮而来的“救命钱”,而被兑换的金圆券不久便如雪崩般狂贬,继而成为一堆废纸,许多小康人家因此倾家荡产。
  也就是在蒋介石颁布财政令两个月后,随着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等战场上的接连溃败,蒋介石深感大势已去。同年11月24日,蒋在日记中这样记录道:“若要复兴民族,重振革命旗鼓,能舍弃现有绩业,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现局之成败,不以为意矣。”据纪录片《黄金密档》顾问之一、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吴兴镛推断,蒋介石10月9日密召央行总裁俞鸿钧,很可能是交代他有关首批黄金运台的决定。蒋单线指挥俞鸿钧,以“改储金地点”方式转运首批黄金,为“国府最高机密”,知情者仅限于蒋经国和宋子文等人。
  后来,宋子文左右手丁世祺的夫人丁惟柔亲口告诉蒋介石日记的校阅者潘邦正:“宋子文建议,由外国人负责的海关总署来协助黄金运台,因为外国人不会干预中国内政,海关总署的船舰比较容易掩人耳目,消息不易走漏。” 嘘!不要问里面装什么
  丁雯静找到了现居台北,已90多岁的范元健。上世纪40年代末,范元健担任海关缉私舰“海星号”三副。他告诉丁雯静,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成为国民政府首批黄金运台的目击者。
  1948年12月1日,范元健接到紧急动员令,要求他们在舰艇上准备待命,他回忆说:“船长就讲,今天我们要开船,不能下地了,那么我们就等在船上。结果一等,等到8点钟没有,到12点钟还没有消息,我们就急坏了,平常我们出海的话,晚上10点钟也一定开船了,结果到深夜,差不多到快1点,船长说,开船!”和以往不同的是,“海星号”当晚并没有立刻出海,而是转向中国银行的码头,悄悄地停了下来。
  靠近码头,举目漆黑,岸上一片死寂。凌晨1点左右,一个意外的景象出现了:中国银行旁的滇池路,突然走出一群挑夫,二人一组,用扁担挑著木制箱子,吃力地朝“海星号”走来。范元健和同事窃窃私语,不断打量。但船长一脸严肃:“不要问里面装什么,完成任务就是了。”
  此时,这番场后来,宋子文左右手丁世祺的夫人丁惟柔亲口告诉蒋介石日记的校阅者潘邦正:“宋子文建议,由外国人负责的海关总署来协助黄金运台,因为外国人不会干预中国内政,海关总署的船舰比较容易掩人耳目,消息不易走漏。”
  嘘!不要问里面装什么
  丁雯静找到了现居台北,已90多岁的范元健。上世纪40年代末,范元健担任海关缉私舰“海星号”三副。他告诉丁雯静,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成为国民政府首批黄金运台的目击者。
  1948年12月1日,范元健接到紧急动员令,要求他们在舰艇上准备待命,他回忆说:“船长就讲,今天我们要开船,不能下地了,那么我们就等在船上。结果一等,等到8点钟没有,到12点钟还没有消息,我们就急坏了,平常我们出海的话,晚上10点钟也一定开船了,结果到深夜,差不多到快1点,船长说,开船!”和以往不同的是,“海星号”当晚并没有立刻出海,而是转向中国银行的码头,悄悄地停了下来。景被紧邻在中国银行旁、《字林西报》一位英国记者撞见。他从窗户中发现,挑夫正将一担担木箱从金库里搬出。他连夜赶稿,“我几乎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下面是一个充满苦力的银行,我甚至可以判断出他们帽子和制服,湛蓝色的上衣和宽松的短裤,扁担的两端装满著包装的金条”。
  首批运送台湾的200万两黄金就这么被搬上了“海星号”。虽然英国记者的文章一度引发全国黄金挤兑事件,但大多数民众还不能相信,蒋介石会避走台湾。同年12月底,“海星号”第二次执行运送黄金任务,为了避险,军舰南驶厦门,数月后转运台北,绕了一大圈。至此,蒋已悄然运走黄金260万两,超过国库黄金存量的一半。
  “在蒋介石的大溪档案中,我们只看得到3批运送黄金的记录。事实上,透过当事人口述,运送黄金的批次不下7次。”丁雯静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主要批次外,还有一些零星的批次。 关键的“预支军费草约”
  按丁雯静原先的想法,她和同事制作纪录片时想探讨一个议题:“蒋介石运走黄金到底违不违法?是否违背宪法?蒋以手渝就能一锤定音吗?”答案的关键恰是早已遗失的“预支军费草约”。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10天前,从淮海战役上传来消息,国民党精锐部队付之一炬。蒋介石没有完全灰心,他还在谋划如何在下野前,把国库的金银外汇等“现金”,至少拿出一半用于军费,做最后一搏。
  为此,蒋介石想出了“预支军费草约”。据台媒后来解释,所谓“草约”,即把上海国库现金至少拨出半数作为“预支军费”的一项作业,总数约90万两黄金、3000万块银元和7000万美元外汇。蒋介石认为,这笔钱不能被“代总统”李宗仁使用;隐藏的军费能避开主管部门和“立法院”的监督;钱由国民党军队前财务署长吴嵩庆掌管,随时可以动用。
  吴嵩庆奉蒋之命,亲赴央行和时任财政部长徐堪的府第洽办此事,并拟定草约作为取用国库的依据。俞鸿钧和徐堪颇为犹豫,蒋以“草约”方式向央行负责人表明,“不要你们负责,是我蒋总统命令国民党军队军费总监财务署长吴嵩庆同你们立约后,拿出半数出来转为军费。”隔日,三方立约。
  但这笔绝密经费没有运往台湾,而是去了厦门。吴嵩庆之子吴兴镛认为,蒋介石对当时新任命的台湾省主席陈诚并不完全信任。 如今,只有在吴嵩庆的日记手稿上能够窥见“草约”的蛛丝马迹。丁文静推测,1949年1月27日,一艘载有1000多封密档的客轮“太平轮”在舟山群岛外海沉没。“关键的‘预支军费草约’大概也因此遗失。”
  除了调派缉私舰、招商局货轮执行运送计划外,蒋介石也透过亲信的空军将领调派运输机运送60万两以上黄金赴台。 当时31岁、在机场负责调度的张麟德向丁雯静回忆道,他进驻的地点是上海江湾机场。1949年2月6日晚,上海再度戒严,入夜刻,上海中国银行的金库又搬出大量黄金,并一箱箱运往江湾机场。“我领9架飞机,从上海到松山。每架6000磅黄金,中央一位押运员,央行派人拿走黄金。”张麟德说。
  据丁雯静和几位纪录片顾问粗略估算,蒋介石约从大陆共运送了450万两黄金。 另一个看不见的战场
  在聆听口述历史时,丁雯静经常会有意外收获。最典型的是,“一个看不见的战场”。
  经过反复联系,《黄金密档》摄制组来到了曾任国民政府军需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的家。董老向丁雯静介绍了他亲历的国共“抢汇大战”的经历。
  事实上,根据1949年6月央行的外汇记录,当时国民政府的外汇共有3.84亿美元,换算成黄金共640万两,远超过央行黄金总数450万两。这些外汇主要存放在美国纽约、旧金山、洛杉矶、日本东京、香港等地,至少跨约7个国家、9个城市。就在上海解放后,当时已经拿下大半江山的共产党主张先冻结国民政府的海外资产。因此,国民政府必须在共产党尚未动作前,抢得先机。
  1949年10月初,国民政府军需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接到前靠近码头,举目漆黑,岸上一片死寂。凌晨1点左右,一个意外的景象出现了:中国银行旁的滇池路,突然走出一群挑夫,二人一组,用扁担挑著木制箱子,吃力地朝“海星号”走来。范元健和同事窃窃私语,不断打量。但船长一脸严肃:“不要问里面装什么,完成任务就是了。”
  此时,这番场景被紧邻在中国银行旁、《字林西报》一位英国记者撞见。他从窗户中发现,挑夫正将一担担木箱从金库里搬出。他连夜赶稿,“我几乎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下面是一个充满苦力的银行,我甚至可以判断出他们帽子和制服,湛蓝色的上衣和宽松的短裤,扁担的两端装满著包装的金条”。
  首批运送台湾的200万两黄金就这么被搬上了“海星号”。虽然英国记者的文章一度引发全国黄金挤兑事件,但大多数民众还不能相信,蒋介石会避走台湾。同年12月底,“海星号”第二次执行运送黄金任务,为了避险,军舰南驶厦门,数月后转运台北,绕了一大圈。至此,蒋已悄然运走黄金260万两,超过国库黄金存量的一半。
  “在蒋介石的大溪档案中,我们只看得到3批运送黄金的记录。事实上,透过当事人口述,运送黄金的批次不下7次。”丁雯静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主要批次外,还有一些零星的批次。
  关键的“预支军费草约”
  按丁雯静原先的想法,她和同事制作纪录片时想探讨一个议题:“蒋介石运走黄金到底违不违法?是否违背宪法?蒋以手渝就能一锤定音吗?”答案的关键恰是早已遗失的“预支军费草约”。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10天前,从淮海战役上传来消息,国民党精锐部队付之一炬。蒋介石没有完全灰心,他还在谋划如何在下野前,把国库的金银外汇等“现金”,至少拿出一半用于军费,做最后一搏。
  为此,蒋介石想出了“预支军费草约”。据台媒后来解释,所谓“草约”,即把上海国库现金至少拨出半数作为“预支军费”的一项作业,总数约90万两黄金、3000万块银元和7000万美元外汇。蒋介石认为,这笔钱不能被“代总统”李宗仁使用;隐藏的军费能避开主管部门和“立法院”的监督;钱由国民党军队前财务署长吴嵩庆掌管,随时可以动用。
  吴嵩庆奉蒋之命,亲赴央行和时任财政部长徐堪的府第洽办此事,并拟定草约作为取用国库的依据。俞鸿钧和徐堪颇为犹豫,蒋以“草约”方式向央行负责人表明,“不要你们负责,是我蒋总统命令国民党军队军费总监财务署长吴嵩庆同你们立约后,拿出半数出来转为军费。”隔日,三方立约。
  但这笔绝密经费没有运往台湾,而是去了厦门。吴嵩庆之子吴兴镛认为,蒋介石对当时新任命的台湾省主席陈诚并不完全信任。往香港中国银行领回20万美元的任务。他领着当时中国银行给的口令,从广州飞香港,在入海关前被拦了下来。

  此时,抢汇时间已进入倒数,董德成只好改搭小船,从澳门转进香港,在银行关帐的倒数时刻,他赶到了香港中环花园道一号的香港中国银行。“如果再晚一二小时,20万美元就被共产党冻结了,根本不可能提出来!”董德成这样形容了“抢战”的激烈程度。根据央行的档案显示,在国共的“抢汇大战”中,共产党最后拿到了5%的外汇,其他95%还是由国民党掌控。

  但据大溪档案记载,1949年8月底有两批外汇从美国运抵台湾,等值约20万两黄金。换言之,绝大多数的外汇都没有领回。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台媒由此感慨道。 “不是光着屁股到台湾来的”

  93岁的董德成在接受丁文静采访后两个月去世,后者提及此事不免神伤。丁雯静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几乎所有纪录片所要采访的老人家在接触伊始都不愿意提及这段黄金秘史。”她介绍道,“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往事过去属于高度机密,人们不愿再说。他们中很多人在大陆有亲属,大家很理解大陆亲属对黄金‘被偷运’的感受。此外,在台湾内部,对当年的黄金也有不同政见。”
  一直以来,岛内众多绿营人士认为,作为“外省政权”,蒋介石并没有让黄金给台湾发展做出贡献,而是将绝大多数用作军费。甚至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李登辉早在2004年就号称:“黄金根本没到台湾,运送船只早已沉没江中。”
  “李登辉的话虽然没有依据,但是却影响了很多人。”丁雯静和同事们在考证后确定,国民政府来台初期几乎所有的政府支出,都仰赖黄金。
  潘邦正认为,黄金的作用不仅用于稳定物价,它对台湾的政经军心都带来深远影响。他说,“黄金”是广义的、涵盖蒋介石从大陆运来的黄金、白银、外汇、珠宝和银元等所有的有价资产,其用途包括:近80万新台币的军队薪饷、每四年的经济计划、以及扶持和发展民营企业等。
  “我们不是光着屁股到台湾来的。”时至今日,丁雯静不止一次听见受访老兵这样讲。
  据了解,纪录片《黄金密档》有望在4月底5月初与大陆观众见面,时长将达150分钟。“我希望,《黄金密档》能给两岸民众提供一个彼此了解的视角,双方多一点包容和宽恕,以及同情和理解。”丁雯静说。
  如今,只有在吴嵩庆的日记手稿上能够窥见“草约”的蛛丝马迹。丁文静推测,1949年1月27日,一艘载有1000多封密档的客轮“太平轮”在舟山群岛外海沉没。“关键的‘预支军费草约’大概也因此遗失。”
  除了调派缉私舰、招商局货轮执行运送计划外,蒋介石也透过亲信的空军将领调派运输机运送60万两以上黄金赴台。
  当时31岁、在机场负责调度的张麟德向丁雯静回忆道,他进驻的地点是上海江湾机场。1949年2月6日晚,上海再度戒严,入夜刻,上海中国银行的金库又搬出大量黄金,并一箱箱运往江湾机场。“我领9架飞机,从上海到松山。每架6000磅黄金,中央一位押运员,央行派人拿走黄金。”张麟德说。往香港中国银行领回20万美元的任务。他领着当时中国银行给的口令,从广州飞香港,在入海关前被拦了下来。

  此时,抢汇时间已进入倒数,董德成只好改搭小船,从澳门转进香港,在银行关帐的倒数时刻,他赶到了香港中环花园道一号的香港中国银行。“如果再晚一二小时,20万美元就被共产党冻结了,根本不可能提出来!”董德成这样形容了“抢战”的激烈程度。根据央行的档案显示,在国共的“抢汇大战”中,共产党最后拿到了5%的外汇,其他95%还是由国民党掌控。

  但据大溪档案记载,1949年8月底有两批外汇从美国运抵台湾,等值约20万两黄金。换言之,绝大多数的外汇都没有领回。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台媒由此感慨道。 “不是光着屁股到台湾来的”

  93岁的董德成在接受丁文静采访后两个月去世,后者提及此事不免神伤。丁雯静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几乎所有纪录片所要采访的老人家在接触伊始都不愿意提及这段黄金秘史。”她介绍道,“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往事过去属于高度机密,人们不愿再说。他们中很多人在大陆有亲属,大家很理解大陆亲属对黄金‘被偷运’的感受。此外,在台湾内部,对当年的黄金也有不同政见。”

  一直以来,岛内众多绿营人士认为,作为“外省政权”,蒋介石并没有让黄金给台湾发展做出贡献,而是将绝大多数用作军费。甚至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李登辉早在2004年就号称:“黄金根本没到台湾,运送船只早已沉没江中。”

  “李登辉的话虽然没有依据,但是却影响了很多人。”丁雯静和同事们在考证后确定,国民政府来台初期几乎所有的政府支出,都仰赖黄金。

  潘邦正认为,黄金的作用不仅用于稳定物价,它对台湾的政经军心都带来深远影响。他说,“黄金”是广义的、涵盖蒋介石从大陆运来的黄金、白银、外汇、珠宝和银元等所有的有价资产,其用途包括:近80万新台币的军队薪饷、每四年的经济计划、以及扶持和发展民营企业等。

  “我们不是光着屁股到台湾来的。”时至今日,丁雯静不止一次听见受访老兵这样讲。

  据了解,纪录片《黄金密档》有望在4月底5月初与大陆观众见面,时长将达150分钟。“我希望,《黄金密档》能给两岸民众提供一个彼此了解的视角,双方多一点包容和宽恕,以及同情和理解。”丁雯静说。

  据丁雯静和几位纪录片顾问粗略估算,蒋介石约从大陆共运送了450万两黄金。

  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库黄金,运出上海前存放于上海中国银行(左侧最高建筑)的地下金库中(央行没有地下金库)。 董德成,国民政府军需署收支司副司长,《黄金密档》中最重要的历史当事人之一。接受访问两个月后,他离开了人世。 凌晨1点左右,一个意外的景象出现了:中国银行旁的滇池路,突然走出一群挑夫,二人一组,用扁担挑著木制箱子,吃力地朝“海星号”走来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亚君发自北京 4月2日到4日,纪录片《黄金密档》在台湾TVBS连续播出,时长共120分钟。选择“辛亥百年”的节点推出此片,算是了了旺旺中时媒体集团长天影业制片人丁雯静的一桩心愿。她用近两年的时间,走访了11位当事人和33位历史见证者,试图还原国共内战后期那场震惊海峡两岸的“创世纪迁徙”。

  之所以选择这个词,以丁雯静来看,单就蒋介石把黄金从大陆运抵台湾一事,所涉及的财富数量、所动用的人力物力、对两岸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都可谓空前。

  也正因如此,当她2009年冬天站在拍摄首站——曾飘扬着“中华民国”旗帜的南京总统府前,已然唏嘘不已:历史图景仿佛画面般在眼前一一展开。 民间搜刮的财富

  1946年3月,曾经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宋子文祭出“法币”换“黄金”政策,本想抑制货币贬值,不料却造成有钱人大量囤积黄金的后果。于是1948年8月,蒋介石颁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令民间限期兑换金圆券,为的就是回收散落在民间的黄金。

  有史料记载,当宋子文抛售黄金时,国库还剩有近200万两黄金;此外,国民政府也接收有汪精卫政权所没收的黄金,大约49.5万两。

  据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1948年11月16日向蒋介石的报告,当时共收兑黄金166.3万两,仅上海一地收兑的黄金就达110.3万两。这笔黄金被岛内学者视为蒋介石从民间搜刮而来的“救命钱”,而被兑换的金圆券不久便如雪崩般狂贬,继而成为一堆废纸,许多小康人家因此倾家荡产。

  也就是在蒋介石颁布财政令两个月后,随着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等战场上的接连溃败,蒋介石深感大势已去。同年11月24日,蒋在日记中这样记录道:“若要复兴民族,重振革命旗鼓,能舍弃现有绩业,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现局之成败,不以为意矣。”据纪录片《黄金密档》顾问之一、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吴兴镛推断,蒋介石10月9日密召央行总裁俞鸿钧,很可能是交代他有关首批黄金运台的决定。蒋单线指挥俞鸿钧,以“改储金地点”方式转运首批黄金,为“国府最高机密”,知情者仅限于蒋经国和宋子文等人。

  后来,宋子文左右手丁世祺的夫人丁惟柔亲口告诉蒋介石日记的校阅者潘邦正:“宋子文建议,由外国人负责的海关总署来协助黄金运台,因为外国人不会干预中国内政,海关总署的船舰比较容易掩人耳目,消息不易走漏。” 嘘!不要问里面装什么

  丁雯静找到了现居台北,已90多岁的范元健。上世纪40年代末,范元健担任海关缉私舰“海星号”三副。他告诉丁雯静,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成为国民政府首批黄金运台的目击者。

  1948年12月1日,范元健接到紧急动员令,要求他们在舰艇上准备待命,他回忆说:“船长就讲,今天我们要开船,不能下地了,那么我们就等在船上。结果一等,等到8点钟没有,到12点钟还没有消息,我们就急坏了,平常我们出海的话,晚上10点钟也一定开船了,结果到深夜,差不多到快1点,船长说,开船!”和以往不同的是,“海星号”当晚并没有立刻出海,而是转向中国银行的码头,悄悄地停了下来。

  靠近码头,举目漆黑,岸上一片死寂。凌晨1点左右,一个意外的景象出现了:中国银行旁的滇池路,突然走出一群挑夫,二人一组,用扁担挑著木制箱子,吃力地朝“海星号”走来。范元健和同事窃窃私语,不断打量。但船长一脸严肃:“不要问里面装什么,完成任务就是了。”

  此时,这番场另一个看不见的战场

  在聆听口述历史时,丁雯静经常会有意外收获。最典型的是,“一个看不见的战场”。

  经过反复联系,《黄金密档》摄制组来到了曾任国民政府军需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的家。董老向丁雯静介绍了他亲历的国共“抢汇大战”的经历。

  事实上,根据1949年6月央行的外汇记录,当时国民政府的外汇共有3.84亿美元,换算成黄金共640万两,远超过央行黄金总数450万两。这些外汇主要存放在美国纽约、旧金山、洛杉矶、日本东京、香港等地,至少跨约7个国家、9个城市。就在上海解放后,当时已经拿下大半江山的共产党主张先冻结国民政府的海外资产。因此,国民政府必须在共产党尚未动作前,抢得先机。

  1949年10月初,国民政府军需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接到前往香港中国银行领回20万美元的任务。他领着当时中国银行给的口令,从广州飞香港,在入海关前被拦了下来。

  此时,抢汇时间已进入倒数,董德成只好改搭小船,从澳门转进香港,在银行关帐的倒数时刻,他赶到了香港中环花园道一号的香港中国银行。“如果再晚一二小时,20万美元就被共产党冻结了,根本不可能提出来!”董德成这样形容了“抢战”的激烈程度。根据央行的档案显示,在国共的“抢汇大战”中,共产党最后拿到了5%的外汇,其他95%还是由国民党掌控。 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库黄金,运出上海前存放于上海中国银行(左侧最高建筑)的地下金库中(央行没有地下金库)。 董德成,国民政府军需署收支司副司长,《黄金密档》中最重要的历史当事人之一。接受访问两个月后,他离开了人世。 凌晨1点左右,一个意外的景象出现了:中国银行旁的滇池路,突然走出一群挑夫,二人一组,用扁担挑著木制箱子,吃力地朝“海星号”走来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亚君发自北京 4月2日到4日,纪录片《黄金密档》在台湾TVBS连续播出,时长共120分钟。选择“辛亥百年”的节点推出此片,算是了了旺旺中时媒体集团长天影业制片人丁雯静的一桩心愿。她用近两年的时间,走访了11位当事人和33位历史见证者,试图还原国共内战后期那场震惊海峡两岸的“创世纪迁徙”。

  之所以选择这个词,以丁雯静来看,单就蒋介石把黄金从大陆运抵台湾一事,所涉及的财富数量、所动用的人力物力、对两岸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都可谓空前。

  也正因如此,当她2009年冬天站在拍摄首站——曾飘扬着“中华民国”旗帜的南京总统府前,已然唏嘘不已:历史图景仿佛画面般在眼前一一展开。 民间搜刮的财富

  1946年3月,曾经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宋子文祭出“法币”换“黄金”政策,本想抑制货币贬值,不料却造成有钱人大量囤积黄金的后果。于是1948年8月,蒋介石颁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令民间限期兑换金圆券,为的就是回收散落在民间的黄金。

  有史料记载,当宋子文抛售黄金时,国库还剩有近200万两黄金;此外,国民政府也接收有汪精卫政权所没收的黄金,大约49.5万两。

  据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1948年11月16日向蒋介石的报告,当时共收兑黄金166.3万两,仅上海一地收兑的黄金就达110.3万两。这笔黄金被岛内学者视为蒋介石从民间搜刮而来的“救命钱”,而被兑换的金圆券不久便如雪崩般狂贬,继而成为一堆废纸,许多小康人家因此倾家荡产。

  也就是在蒋介石颁布财政令两个月后,随着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等战场上的接连溃败,蒋介石深感大势已去。同年11月24日,蒋在日记中这样记录道:“若要复兴民族,重振革命旗鼓,能舍弃现有绩业,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现局之成败,不以为意矣。”据纪录片《黄金密档》顾问之一、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吴兴镛推断,蒋介石10月9日密召央行总裁俞鸿钧,很可能是交代他有关首批黄金运台的决定。蒋单线指挥俞鸿钧,以“改储金地点”方式转运首批黄金,为“国府最高机密”,知情者仅限于蒋经国和宋子文等人。

  后来,宋子文左右手丁世祺的夫人丁惟柔亲口告诉蒋介石日记的校阅者潘邦正:“宋子文建议,由外国人负责的海关总署来协助黄金运台,因为外国人不会干预中国内政,海关总署的船舰比较容易掩人耳目,消息不易走漏。” 嘘!不要问里面装什么

  丁雯静找到了现居台北,已90多岁的范元健。上世纪40年代末,范元健担任海关缉私舰“海星号”三副。他告诉丁雯静,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成为国民政府首批黄金运台的目击者。

  1948年12月1日,范元健接到紧急动员令,要求他们在舰艇上准备待命,他回忆说:“船长就讲,今天我们要开船,不能下地了,那么我们就等在船上。结果一等,等到8点钟没有,到12点钟还没有消息,我们就急坏了,平常我们出海的话,晚上10点钟也一定开船了,结果到深夜,差不多到快1点,船长说,开船!”和以往不同的是,“海星号”当晚并没有立刻出海,而是转向中国银行的码头,悄悄地停了下来。

  靠近码头,举目漆黑,岸上一片死寂。凌晨1点左右,一个意外的景象出现了:中国银行旁的滇池路,突然走出一群挑夫,二人一组,用扁担挑著木制箱子,吃力地朝“海星号”走来。范元健和同事窃窃私语,不断打量。但船长一脸严肃:“不要问里面装什么,完成任务就是了。”

  此时,这番场

  但据大溪档案记载,1949年8月底有两批外汇从美国运抵台湾,等值约20万两黄金。换言之,绝大多数的外汇都没有领回。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台媒由此感慨道。

  “不是光着屁股到台湾来的”

  93岁的董德成在接受丁文静采访后两个月去世,后者提及此事不免神伤。丁雯静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几乎所有纪录片所要采访的老人家在接触伊始都不愿意提及这段黄金秘史。”她介绍道,“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往事过去属于高度机密,人们不愿再说。他们中很多人在大陆有亲属,大家很理解大陆亲属对黄金‘被偷运’的感受。此外,在台湾内部,对当年的黄金也有不同政见。” 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库黄金,运出上海前存放于上海中国银行(左侧最高建筑)的地下金库中(央行没有地下金库)。 董德成,国民政府军需署收支司副司长,《黄金密档》中最重要的历史当事人之一。接受访问两个月后,他离开了人世。 凌晨1点左右,一个意外的景象出现了:中国银行旁的滇池路,突然走出一群挑夫,二人一组,用扁担挑著木制箱子,吃力地朝“海星号”走来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亚君发自北京 4月2日到4日,纪录片《黄金密档》在台湾TVBS连续播出,时长共120分钟。选择“辛亥百年”的节点推出此片,算是了了旺旺中时媒体集团长天影业制片人丁雯静的一桩心愿。她用近两年的时间,走访了11位当事人和33位历史见证者,试图还原国共内战后期那场震惊海峡两岸的“创世纪迁徙”。

  之所以选择这个词,以丁雯静来看,单就蒋介石把黄金从大陆运抵台湾一事,所涉及的财富数量、所动用的人力物力、对两岸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都可谓空前。

  也正因如此,当她2009年冬天站在拍摄首站——曾飘扬着“中华民国”旗帜的南京总统府前,已然唏嘘不已:历史图景仿佛画面般在眼前一一展开。 民间搜刮的财富

  1946年3月,曾经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宋子文祭出“法币”换“黄金”政策,本想抑制货币贬值,不料却造成有钱人大量囤积黄金的后果。于是1948年8月,蒋介石颁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令民间限期兑换金圆券,为的就是回收散落在民间的黄金。

  有史料记载,当宋子文抛售黄金时,国库还剩有近200万两黄金;此外,国民政府也接收有汪精卫政权所没收的黄金,大约49.5万两。

  据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1948年11月16日向蒋介石的报告,当时共收兑黄金166.3万两,仅上海一地收兑的黄金就达110.3万两。这笔黄金被岛内学者视为蒋介石从民间搜刮而来的“救命钱”,而被兑换的金圆券不久便如雪崩般狂贬,继而成为一堆废纸,许多小康人家因此倾家荡产。

  也就是在蒋介石颁布财政令两个月后,随着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等战场上的接连溃败,蒋介石深感大势已去。同年11月24日,蒋在日记中这样记录道:“若要复兴民族,重振革命旗鼓,能舍弃现有绩业,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现局之成败,不以为意矣。”据纪录片《黄金密档》顾问之一、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吴兴镛推断,蒋介石10月9日密召央行总裁俞鸿钧,很可能是交代他有关首批黄金运台的决定。蒋单线指挥俞鸿钧,以“改储金地点”方式转运首批黄金,为“国府最高机密”,知情者仅限于蒋经国和宋子文等人。

  后来,宋子文左右手丁世祺的夫人丁惟柔亲口告诉蒋介石日记的校阅者潘邦正:“宋子文建议,由外国人负责的海关总署来协助黄金运台,因为外国人不会干预中国内政,海关总署的船舰比较容易掩人耳目,消息不易走漏。” 嘘!不要问里面装什么

  丁雯静找到了现居台北,已90多岁的范元健。上世纪40年代末,范元健担任海关缉私舰“海星号”三副。他告诉丁雯静,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成为国民政府首批黄金运台的目击者。

  1948年12月1日,范元健接到紧急动员令,要求他们在舰艇上准备待命,他回忆说:“船长就讲,今天我们要开船,不能下地了,那么我们就等在船上。结果一等,等到8点钟没有,到12点钟还没有消息,我们就急坏了,平常我们出海的话,晚上10点钟也一定开船了,结果到深夜,差不多到快1点,船长说,开船!”和以往不同的是,“海星号”当晚并没有立刻出海,而是转向中国银行的码头,悄悄地停了下来。

  靠近码头,举目漆黑,岸上一片死寂。凌晨1点左右,一个意外的景象出现了:中国银行旁的滇池路,突然走出一群挑夫,二人一组,用扁担挑著木制箱子,吃力地朝“海星号”走来。范元健和同事窃窃私语,不断打量。但船长一脸严肃:“不要问里面装什么,完成任务就是了。”

  此时,这番场

  一直以来,岛内众多绿营人士认为,作为“外省政权”,蒋介石并没有让黄金给台湾发展做出贡献,而是将绝大多数用作军费。甚至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李登辉早在2004年就号称:“黄金根本没到台湾,运送船只早已沉没江中。”

  “李登辉的话虽然没有依据,但是却影响了很多人。”丁雯静和同事们在考证后确定,国民政府来台初期几乎所有的政府支出,都仰赖黄金。

  潘邦正认为,黄金的作用不仅用于稳定物价,它对台湾的政经军心都带来深远影响。他说,“黄金”是广义的、涵盖蒋介石从大陆运来的黄金、白银、外汇、珠宝和银元等所有的有价资产,其用途包括:近80万新台币的军队薪饷、每四年的经济计划、以及扶持和发展民营企业等。景被紧邻在中国银行旁、《字林西报》一位英国记者撞见。他从窗户中发现,挑夫正将一担担木箱从金库里搬出。他连夜赶稿,“我几乎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下面是一个充满苦力的银行,我甚至可以判断出他们帽子和制服,湛蓝色的上衣和宽松的短裤,扁担的两端装满著包装的金条”。

  首批运送台湾的200万两黄金就这么被搬上了“海星号”。虽然英国记者的文章一度引发全国黄金挤兑事件,但大多数民众还不能相信,蒋介石会避走台湾。同年12月底,“海星号”第二次执行运送黄金任务,为了避险,军舰南驶厦门,数月后转运台北,绕了一大圈。至此,蒋已悄然运走黄金260万两,超过国库黄金存量的一半。

  “在蒋介石的大溪档案中,我们只看得到3批运送黄金的记录。事实上,透过当事人口述,运送黄金的批次不下7次。”丁雯静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主要批次外,还有一些零星的批次。 关键的“预支军费草约”

  按丁雯静原先的想法,她和同事制作纪录片时想探讨一个议题:“蒋介石运走黄金到底违不违法?是否违背宪法?蒋以手渝就能一锤定音吗?”答案的关键恰是早已遗失的“预支军费草约”。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10天前,从淮海战役上传来消息,国民党精锐部队付之一炬。蒋介石没有完全灰心,他还在谋划如何在下野前,把国库的金银外汇等“现金”,至少拿出一半用于军费,做最后一搏。

  为此,蒋介石想出了“预支军费草约”。据台媒后来解释,所谓“草约”,即把上海国库现金至少拨出半数作为“预支军费”的一项作业,总数约90万两黄金、3000万块银元和7000万美元外汇。蒋介石认为,这笔钱不能被“代总统”李宗仁使用;隐藏的军费能避开主管部门和“立法院”的监督;钱由国民党军队前财务署长吴嵩庆掌管,随时可以动用。

  吴嵩庆奉蒋之命,亲赴央行和时任财政部长徐堪的府第洽办此事,并拟定草约作为取用国库的依据。俞鸿钧和徐堪颇为犹豫,蒋以“草约”方式向央行负责人表明,“不要你们负责,是我蒋总统命令国民党军队军费总监财务署长吴嵩庆同你们立约后,拿出半数出来转为军费。”隔日,三方立约。

  但这笔绝密经费没有运往台湾,而是去了厦门。吴嵩庆之子吴兴镛认为,蒋介石对当时新任命的台湾省主席陈诚并不完全信任。 如今,只有在吴嵩庆的日记手稿上能够窥见“草约”的蛛丝马迹。丁文静推测,1949年1月27日,一艘载有1000多封密档的客轮“太平轮”在舟山群岛外海沉没。“关键的‘预支军费草约’大概也因此遗失。”

  除了调派缉私舰、招商局货轮执行运送计划外,蒋介石也透过亲信的空军将领调派运输机运送60万两以上黄金赴台。 当时31岁、在机场负责调度的张麟德向丁雯静回忆道,他进驻的地点是上海江湾机场。1949年2月6日晚,上海再度戒严,入夜刻,上海中国银行的金库又搬出大量黄金,并一箱箱运往江湾机场。“我领9架飞机,从上海到松山。每架6000磅黄金,中央一位押运员,央行派人拿走黄金。”张麟德说。

  据丁雯静和几位纪录片顾问粗略估算,蒋介石约从大陆共运送了450万两黄金。 另一个看不见的战场

  在聆听口述历史时,丁雯静经常会有意外收获。最典型的是,“一个看不见的战场”。

  经过反复联系,《黄金密档》摄制组来到了曾任国民政府军需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的家。董老向丁雯静介绍了他亲历的国共“抢汇大战”的经历。

  事实上,根据1949年6月央行的外汇记录,当时国民政府的外汇共有3.84亿美元,换算成黄金共640万两,远超过央行黄金总数450万两。这些外汇主要存放在美国纽约、旧金山、洛杉矶、日本东京、香港等地,至少跨约7个国家、9个城市。就在上海解放后,当时已经拿下大半江山的共产党主张先冻结国民政府的海外资产。因此,国民政府必须在共产党尚未动作前,抢得先机。

  1949年10月初,国民政府军需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接到前

  “我们不是光着屁股到台湾来的。”时至今日,丁雯静不止一次听见受访老兵这样讲。

  据了解,纪录片《黄金密档》有望在4月底5月初与大陆观众见面,时长将达150分钟。“我希望,《黄金密档》能给两岸民众提供一个彼此了解的视角,双方多一点包容和宽恕,以及同情和理解。”丁雯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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